我國的土地流轉的動力不完全來自市場，基于政績意識的行政推動力十分強大。相關政策有一種歧視農戶之間自發流轉的傾向，認為土地流轉期越長越好，規模越大越好。自發流轉不是沒有問題，但卻不可取消。要區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地租不為零，另一種是地租為零。在地租不為零的地區，本地或外來的農業勞動力比較富余，他們對于土地的經營權存在一定的競爭。流入戶要向流出戶交租金，甚至可能簽訂契約化的合同來穩定經營權，那么，國家應該尊重這種流轉，不能因為它的規模小就歧視它。要尊重農戶的承包權，同時幫助搞好基礎設施，降低經營成本。地租為零的地區往往是比較偏遠的丘陵或者山沖，田界穩固，機械化耕作困難，交通不便。這里的村落是典型的農莊型村落，農民傾向于拋荒，或者任由他人耕種，既不收租金，也不在乎誰來種。但是，從保護自己的土地權益的角度來說，流出戶也不會允許種地農戶長期穩定地占有自己的土地，因此耕種者也無法建立長遠預期。在這種地方，如果不幫助改進農田基礎設施，促進土地的穩定流轉，其實不利于農業發展，不利于國家糧食安全。但在農田基礎設施沒有改進之前，也只能放任農戶之間自發流轉。

　　正確認識我國村落性質的變化對于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十分重要。實際上是提出了挑戰。首先，本地農民不一定要在本地城鎮化。在農莊型村落較多的地區，農民在老家蓋房的積極性比較低，這給城鎮提高了發展房地產的契機。其中一部分農民實現了異地城鎮化，不在本鄉鎮或者本縣居住；另有一部分農民還需要購房，但在哪里購房的意向卻是不確定的。其次，農村地區和城鎮化地區的界限趨于模糊。在社區型的村落，農民重視在老家蓋房，城鎮依靠人口的大量流入獲得發展。這里要注意的是，對于社區型的村落，我們是否一定要認為這里是農村？它提出的理論和政策問題是，到底怎樣的聚落才是農村？那些人口聚集數千甚至上萬人的村落是否也可以認為是一種城鎮化的社區？再次，城鎮化不一定要進城鎮。除去那些典型的農莊型村落，我們會在各種村落中發現大量的兩棲農民。他們或者是兩棲居住的：在城鎮和老家都有房屋，不定期地經常往返兩地；或者是兩棲就業的，亦工亦農。對于這樣的農戶來說，工作場所和居住場所的關系是靈活的，并不是說在哪里工作就一定要在哪里定居。對于他們來說，所謂的城鎮化也就是城鄉之間生活方式的差異化和生活品質的均等化。這就對我們的城鎮化的定義提出了挑戰。

　　認識了村落性質的變化，可以更新我們對于村落的想象。當春節大批農民返鄉時，很多屋頂上再次冒出了炊煙，寂寥經年的村落忽然又復活了，帶給人一種朦朧的希望。這使得很多觀察者滯留在從共同體到社會的框架里來理解自己的家鄉，感嘆故鄉的淪落，結果只能徒增傷感。如果足夠冷靜的話，我們可以承認，越來越多的村莊其實已經不足以支撐這種共同體想象，它們不再是完整的社會組織，只能是更大空間范圍內的社會組織的附庸。比如依附于中心村，比如依附于集鎮或者城市。另有一些村落已經淡化了農業生產，它們只是距離農田比較近的社區，其中人口稠密，但也人情淡漠。對于農莊型的村落，更重要的其實不是重建共同體生活，而是搞好農業生產，切實地發揮好農莊的功能。對于社區型的村落，更重要的就是發育社會組織，搞好社會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