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來廉政文化的特征

　　與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相反，西方人認為人性是惡的。傳統的西方文化把人的欲望視為人的本性，強調對人的本性的邪惡必須加以限制和改造。美國著名政治家麥迪遜曾說: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正是因為人不是天使，所以才需要政府為人民守夜護駕。同樣因為人不是天使，組成政府的那些人也不是天使，則需要接受民眾的監督，否則絕對的權力必然導致絕對的腐敗，因此要做到廉政，就要讓監督無所不在、無所不至，不僅針對貪官監督，還要對好官監督，否則好官也會在權力面前學會貪腐?；谶@種文化土壤上成長起來的政治文化理念在實踐中則關注制度、法治建設。其公法之設，在于防范公權的泛濫;其私法之設，在于抵御權力對權利的侵凌、防止公權對私權的冒犯。

　　西方反腐文化過于相信外來約束的力量，期望用外來的強力約束達到監管個體自身的目的，因此對自律文化的建設弱于華夏文化，他們缺少對廉政文化的哲學化層面的構建。較直白而強化的制度而言，有修為的個體力量在社會上的榜樣和昭示作用日漸式微。

　　本土與外來廉政文化的借鑒

　　中國的廉政文化受“性善論”的影響頗深，崇信道德修養，把德看成最高境界，而法是規范行為的底線。傳統的士人認為:如果整個社會不停地提倡道德，則社會成員會對道德趨之若鶩，從而遠離行為底線。在政治認知上也是同理，對廉政提倡越多，貪腐則越為社會所不齒，則類似包拯、海瑞等清官廉吏則可萬古流芳，社會風氣就會理所當然地從良趨善。但傳統的廉政理念忽略了人性的向善之力較之向惡之力要柔弱得多的道理，人性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自然欲望和物質追逐，人類對內心世界的控制與管理迄今為止還沒有走到成熟，過多地依靠個人修為，而缺乏強調外來約束往往縱容了權力的張揚。十八大提出:“提高領導干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014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了《深化黨的建設制度改革實施方案》，提倡樹立規則意識，推進黨的建設制度改革。我們需要依靠法制約束權力，在制度的約束下，權力之為惡、人性之為貪的程度才有可能降至最小。

　　監督從特性上可以劃分為他律性監督和自律性監督，二者辯證統一，缺一不可。自律性強調自我自覺約束，他律性強調外來約束。自律性監督是本體，有自我凈化的效果。相對于個人而言，自律性是境界和修為的體現;相對于政黨而言，自律性是政黨文明和執政能力的反映，自律嚴格，政治生態系統自發調節，呈現清明之景。但任何政治生態系統都是需要不斷完善的，過于依靠自律性的監督有時難以修復權力對政治生態系統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權力具有兩重性，對人財物力的支配性和由交易帶來的腐蝕性，這兩種特性對自律性的監督體系有極大的傷害性，可以致使其就范于權力之下，因此任何政治生態系統都需要依靠他律性的監督來修補和完善。他律性的監督是異體，是外來的監督，是用權力制約權力。他律性的監督是對自律性的監督的有效補充。

　　他律性監督加自律性監督等于整體性監督，他律性監督和自律性監督是對權力監督的雙保險。過分倚重他律性監督，政治生態系統就無法產生自我免疫力，免疫力過弱了，政治體系會喪失自我更新能力;過分倚重自律性的監督，監督視角過于狹窄，監督本身容易落難于更高的權力的掌控中，當政治生態系統所遭遇的外來的強勢的負面影響無法清除時，自律性監督就會顯示出弱勢。

　　我國的廉政文化特征如水，軟約束性強，依據于人的善知與良知，功在揚善;而西方的廉政文化特征則如火，硬約束性強，依據于國家的強制力，功在止惡。兩者雖用力方向不同，但共同促進社會發展。因此中西廉政文化互補將完善和豐富人類廉政文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