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基礎的產生和發展變化，從最根本的意義上決定著上層建筑包括國家政權以及相應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產生和發展變化。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使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得以建立在堅實的物質基礎上。而由于歷史的原因和革命形勢的變化，社會主義首先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得以實現。這就給這些社會主義國家提出了一項歷史性任務：大力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經濟建設，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是人民民主專政）、鞏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提供強大的物質保障。正由于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針對反動派所謂“我們要做生意”的非難，針鋒相對地指出，“完全正確，生意總是要做的。我們只反對妨礙我們做生意的內外反動派，此外并不反對任何人……團結國內國際的一切力量擊破內外反動派，我們就有生意可做了”?？梢钥闯?，人民民主專政不是不要經濟建設，不是不要“做生意”，恰恰相反，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更迫切地需要把經濟發展起來，鞏固和支持人民民主專政。同時，也只有在人民民主專政的保障下，才能提供“做生意”的平等條件和正常空間。

　　由于歷史條件和多重復雜因素的影響，改革開放前我們并未順利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作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這一重大任務歷史地落在了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身上。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鄧小平高度重視改革開放，將其作為政治問題，置于大局、全局的位置上加以強調，“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更加深刻地指出，“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文化大革命’就是內戰。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軍隊、國家政權，都要維護這條道路、這個制度、這些政策。”可以看出，堅持、鞏固和完善人民民主專政，一刻也離不開經濟發展，離不開改革開放所提供的經濟條件和物質基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始終對此抱有深刻的自覺，構成了改革開放新時期的鮮明特征。

　　第三，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道路不斷向前推進。

　　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同時，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對經濟基礎有極大的推進或阻礙作用。在我國的政治制度體系中，作為國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制度，它在最根本的制度層面上保障著改革開放事業的勝利推進。

　　早在1979年3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鄧小平就強調，“我們必須看到，在社會主義社會，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并且這種現象在長時期內不可能完全消滅。同他們的斗爭不同于過去歷史上的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但仍然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斗爭，或者說是歷史上的階級斗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遺留。對于這一切反社會主義的分子仍然必須實行專政。不對他們專政，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民主。這種專政是國內斗爭，有些同時也是國際斗爭，兩者實際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階級斗爭存在的條件下，在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存在的條件下，不可能設想國家的專政職能的消亡，不可能設想常備軍、公安機關、法庭、監獄等等的消亡。它們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鄧小平的這段重要論述，鮮明地揭示出了人民民主專政在維護社會主義秩序、保衛人民勞動成果、反對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等方面的歷史作用。

　　之后，鄧小平反復強調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對于保障改革開放事業、維護黨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p>

　　習近平總書記2012年12月在廣東考察工作時鮮明地指出，“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只有始終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才能保障改革開放的巨輪沿著正確的航向破浪揚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