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熊光清
摘要：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運行的空間依托，塑造了話語民主運行的主要要素，并為話語民主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方面的保障。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發展和互聯網的廣泛運用，網絡公共領域開始興起并發展起來，這不僅為公共領域的重構提供了重要的契機，而且為話語民主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網絡公共領域中，理性、平等的交往主體，開放、廣闊的交往場域，互動、自由的交往過程，豐富、多元的交往內容等都為話語民主的展開提供了重要條件。隨著網絡公共領域的發展，話語民主能夠更加趨于成熟和表現得更為活躍，同時有望在不少國家成為民主政治發展的新起點，并成為代議制民主形式的重要補充。
[關鍵詞] 公共領域；網絡公共領域；話語民主
公領域（public sphere）指介于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公共權力領域與私人領域之間的中間環節，是公眾通過話語形式參與公共事務、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和批判，并對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協調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因為強調公共討論的自由準入、對國家權力的監督以及為公共權力系統輸送合法性而體現出對民主價值的維護，特別重要的是，公共領域的一項重要政治功能在于，它提供了話語民主（discourse democracy）的運行空間，從而使話語民主的發展成為可能，對推動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與傳統公共領域相比，網絡公共領域具有更強的平等性、開放性、互動性和多元性，能夠為話語民主的展開提供更有利的條件，從而進一步推動話語民主的發展。
一、公共領域提供了話語民主運行的空間與環境
公共領域相對獨立于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不具有像政治國家與社會組織那樣嚴密的組織結構和組織制度，是公眾交往的一種開放性公共空間。在這一空間中，公眾交往的形式主要是對話、商討、辯論等話語形式，這樣，公共領域就成為話語民主展開的重要平臺和空間。
（一）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形成的空間依托
公共領域這一概念由德裔美國學者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和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等提出。1958年，漢娜·阿倫特首先提出了“公共領域”這一概念，開始對公共領域理論進行研究。她認為：“'公共'一詞意味著兩個聯系密切但又不完全同一的現象。”[1](P50) “其一，任何展現于公共領域的現象都能被每個人看到和聽到，并且具有最大可能的公共性。”[2] (P50) “其二，'公共'一詞意味著世界本身，這一點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又區別于我們在其中的私人領域。”[3] (P52) 1961年，哈貝馬斯對公共領域的演變和轉型展開了研究。他認為：“政治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中演變而來的；它以公眾輿論為媒介，通過影響國家而影響社會需要。”[4] (PP30-31)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是介于政治國家和公民社會之間的、公民自由討論公共事務和通過話語形式參與政治活動的公共空間。公共領域討論的問題一般與公共事務相關，具有明顯的公共性。
在哈貝馬斯的理論中，公共領域與生活世界是兩個關系緊密的概念。哈貝馬斯將社會分為系統和生活世界，系統本身不能為自身提供合法性，只有系統以外的生活世界才能為系統提供合法性來源。生活世界是公共領域所有要素的來源，并構成了公共領域中公眾對日常生活實踐的理解和在此基礎上達成共識的語境。哈貝馬斯說:“如果交往行動不根植于提供大規模背景共識的生活世界的背境中，這樣的風險就會使傾向于彼此理解的語言的使用不能實現社會整合。起始之時，交往行為就被置于共享的、沒有疑問的氛圍之中；同時，它們也從早就熟悉的那些資源中獲取養份。”[5] (P22)在哈貝馬斯看來，生活世界如果遭到破壞，公眾就變成大眾，公共領域就會衰落，但是，公共領域也會自覺維護生活世界的生存。他說:“如果我們要問這些各式各樣的抗議運動有什么共同點，我認為，它們顯示了對資本主義增長帶來的機能失調的日益敏感和反叛準備。人們日益感受到資本正慢慢地'滲透'到迄今仍受傳統庇護的生活領域，盡管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地位競爭、利益追逐、狡詐的生存手段)還沒有完全主導生活領域。”[6]這就是說，作為生活世界的守護者，公共領域在必要的時候會通過抗議運動對公共權力系統進行批判，從而使生活世界重新合理化。
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理論是通過對現代民主理論與實踐的反思提出來的，其理論基礎是交往行為理論和公共領域理論。他認為，話語民主只有通過公共領域才能實現。可以說，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是公共領域在場的話語民主。公共領域中的話語民主表現為，自主自律的公眾通過交往行為，將生活世界的議題置于公共領域中自由討論、辯論和批判，并達成普遍共識，形成公眾輿論，也就是說，話語民主是公眾的民主意愿在公共領域中形成共識和公共輿論的過程。它的作用機制就是公共領域和公共權力系統之間的互動，公共領域通過交往權力為公共權力系統輸送合法性，而公共權力系統則將公共領域的民主意愿制度化。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并不僅限于公共領域中的話語交往，而是通過在公共領域中話語交往行動過程，達到共識和形成公共輿論，并通過交往權力使之作用于公共權力系統，對公共權力系統發揮作用和產生影響。但是，話語民主中的共識和公共輿論最初是公眾在非正式的、非強制的和非建制化的公共領域中形成的，因而，公共領域是話語民主形成的首要依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