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ǘ┕差I域促進了話語民主構成要素的形成

　　漢娜·阿倫特認為，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能運用言語去說服他人，作為公共領域內容的行動是離不開言語的。她說：“沒有言語的行動不再是行動，因為這里不再存在行動者；而行動者，作為行動的實踐者，只有當他同時也是語言的言說者時才成為可能?！盵7] (PP178-179)哈貝馬斯更加強調話語的重要意義。在哈貝馬斯看來，話語是一種認識活動，但它有別于科學的認識活動，它以語言為媒介，以交往理性為指導，在交往行為中展開，以生活世界為背景，以在主體間達成理解共識為目標。[8]哈貝馬斯認為：“話語是旨在證明認知言語具有合理性的事物。認知因素，諸如闡述、論斷、解釋和辯論等，構成了日常生活實踐的主要活動。”[9] (P94)。他認為：“所謂交往行為，是一些以語言為中介的互動，在這些互動過程中，所有的參與者通過他們的言語行為所追求的都是以言行事的目的，而且只有這一個目的。”[10] (P281)在哈貝馬斯看來，話語民主是以公民的自由平等為前提條件，以一定的話語形式為主要媒介，通過在公共領域中的討論和辯論，以擴大民主參與和提高公共權力系統的合法性為目標的一種程序主義的民主形式。

　　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模式是自由主義民主模式和共和主義民主模式的綜合。他認為：“話語理論作用于交往過程中更高層次的主體間性，它一方面表現為議會中的商談制度形式，另一方面表現為公共領域中的非正式交往網絡?！盵11] (P248) 20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查爾斯·J·福克斯（Charles J. Fox）和休·T·米勒（Hugh T. Miller）在對公共行政理論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繼承并發展了哈貝馬斯的話語民主理論。他們認為：“在公共行政領域，傳統理論的兩種替代模式正競相取代之：（1）憲政主義或新制度主義；（2）社群主義或公民主義?！盵12] (P4)他們認為，造成民主困境的原因在于公共話語的衰敗，公共話語的失真導致了傳統民主形式和治理方式的式微。他們提出了第三種理論，即話語民主理論，以應對現代民主與治理的困境。話語民主模式希望公眾關注公共事務，運用這種形式選擇直接民主的參與途徑，通過彼此的對話、協商與溝通，達成共識和形成公共輿論，從而對公共政策過程產生影響。

　　比較話語民主的構成要素與公共領域的構成要素，二者之間有非常明顯的契合。公共領域存在的前提條件是，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一定的分離，并且在國家與社會之間能夠形成一個既不依附于國家也不依附于社會的由公眾組成的關心公共事務的領域。具體而言，公共領域的構成必須具備以下三個要素：（1）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他們具有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能夠在理性基礎上就公共利益問題展開討論。（2）擁有自由交流、充分溝通的媒介。單向的非溝通的媒介可能導致信息的匱乏和溝通的欠缺，在此基礎上私人的“獨立”與“理性”難以體現出來，從而不能形成公共領域。自由交流和充分溝通的媒介對于公共領域十分重要。（3）能夠形成公共輿論。在公共領域中，公眾能夠就公共事務自由討論、充分交流，并在理性批判基礎上達成共識，形成公共輿論，從而影響公共事務的處理和解決。可見，公共領域的興起可以為話語民主的產生提供基本的構成要素，從而有利于話語民主的發展。

　?。ㄈ┕差I域為話語民主的形成提供了非正式性制度保障

　　制度是關于個人或組織的行為規范、規則和慣例的總和，它規定和塑造著個人或組織的行為。美國學者道格拉斯·C·諾思（Douglass C. North）認為：“制度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互動的穩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盵13] (P7)公共領域是一個松散但開放的彈性交往網絡，存在于公共領域的制度主要就是公共領域中的活動主體相互之間的交往規范、規則和慣例，它可能更多地以非成文的、共同認可的形式存在，以活動主體在交往過程中自覺遵守為前提。公共領域中的批判、理性、寬容等共識和精神為話語民主的形成提供了非正式的但具有一定約束性的制度保障。

　　公共領域中的批判精神。批判性是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理論的核心精髓。哈貝馬斯認為：“在公共領域中，至少在自由的公共領域中，行動者能夠獲得的只是影響，而不是政治權力。”[14] (P371)公共領域的宗旨不在于消除或獲取政治權力，也不在于控制整個政治系統，而僅僅在于運用交往理性對政治權力進行反思、審視和批判。[15]公共領域中的活動主體以批判為目的，在真誠而坦率的辯論與交往氛圍中，形成公認的可以作為商談的原則，從而對公共事務做出獨立于公共權力系統的理性判斷。在哈貝馬斯看來，公共領域中關于公共事務的批判性討論能夠形成公共輿論，并影響公共政策，促進公共權力系統的完善和發展。

　　公共領域中的理性精神。話語民主實現的重要前提是交往理性，交往行為基礎上的話語民主要挖掘出交往實踐本身蘊藏著的理性潛能。哈貝馬斯描繪的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理想形態是處于其中的公眾就公共事務進行理性的討論與公開的辯論。這些公共領域的參與主體必須具有獨立的人格，不受干擾地進行交流，并且不受約束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樣的對話才可能成為真正的理性對話。哈貝馬斯將這種理性命名為“交往理性”，這是他為政治合法化尋找到的一條理想的實現途徑。對公共領域的構建，實際上是為公共領域尋求一種保障機制，即一個能夠保障參與者自由交往、對公共事務展開理性討論的公共空間。

　　公共領域中的寬容精神。公共領域作為公眾表達意愿的一種重要話語空間，寬容精神非常重要。澳大利亞學者波林·約翰遜（Pauline Johnson）認為：“作為一種積極原則的對寬容的解釋可以作用于雜亂無章的話語情境中，從而允許持不同意見的或處于弱勢的個體獲得一種合法性的地位，來表達他們的闡述，以便提升他們論斷的廣泛性意義。這一點也可以從如下事實中得到證實，對寬容原則的話語倫理解釋提出了對個體意義的拓展性闡述?！盵16] (P70)在公共領域中，每一個交往主體在與他人進行平等對話和交往的過程中，同時實現著現代人的人格與精神的塑造，他們的人格與精神將更加趨于健全和完備，從而更能以一種寬容的態度接受公共領域的多元文化，并增強自身的話語鑒別能力。公共領域中的寬容精神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討論和辯論氛圍，從而為話語民主的展開創造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