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制約釋放大國消費紅利的主要因素是體制機制障礙

　　消費需求是最終需求。無論是從適應經濟新常態的實際需要看，還是從長遠發展的根本目的看，我們都必須將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但從整體上看，目前我國還存在著諸多制約消費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居民的消費能力、消費意愿、消費環境、消費供給等方面還有很大的提升和改善空間，大國消費紅利有待進一步釋放。

　　總體來看，制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收入分配體制不合理，抑制了居民消費能力的提高。收入是居民消費需求的決定性因素，消費需求隨著居民收入總量和收入結構的變化而變化。當前，制約我國釋放大國消費紅利的主要原因是國民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國家統計局的歷年數據表明，近二十年來，我國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由1995年的51．1％下降到2013年的44．7％，呈現出逐年下降的趨勢，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收入占比也呈現出類似的下降趨勢。同時，社會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向少部分高收入群體集中，導致個人財富的“馬太效應”被放大，從而顯著地降低了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和平均消費傾向，造成消費總需求的不足。

　　第二，政府公共產品投入不足，影響了居民消費預期的提升。居民的實際消費支出與消費預期密切相關，穩定的消費預期能夠有效地拉動消費總量。當前，由于我國對基礎性公共產品投入相對滯后，導致居民的預期消費支出增加。一方面，政府在社會保障、醫療衛生、養老服務、基礎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投入離預期還有較遠距離，使得廣大居民對未來支出預期大幅提高，很大程度上擠占了其他形式的消費。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新增就業人員、農村剩余勞動力等人群的就業壓力明顯增大，在就業保障體制相對滯后的情況下，會直接影響到這些人群的未來收入預期，使得“沒錢消費”與“不敢消費”狀況并存。

　　第三，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制約了居民消費環境的改善。良好的社會信用與消費監管體系是改善消費環境、釋放消費紅利的重要因素。近年來，在我國消費市場上頻繁出現的“爛果門”、地溝油、毒饅頭、鎘大米、塑化劑等食品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國現代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嚴重滯后的弊端。企業信用評估不規范、評估機構資質參差不齊、信用管理呈現多頭管理、失信懲戒機制尚未形成等問題還十分突出。而社會信用機制不健全又會進一步影響到我國消費信貸的發展，惡意騙取貸款或多頭開立賬戶等事件加劇了商業銀行的消費信貸風險，使其“惜貸”或“不貸”，這在很大程度上會制約消費需求總量的增長和消費需求結構的升級。

　　第四，市場準入制度不完善，阻礙了消費有效供給的增加。有效的消費供給是擴大消費需求的重要方面。隨著我國居民消費需求的不斷增長，消費供給不足、結構不合理等問題不斷暴露出來。比如，在醫療保健、金融服務、文化娛樂、體育健身、信息服務、家政服務業等領域，盡管新一屆政府已經出臺了一系列加快相關產業的政策措施，但客觀地講，民營資本在進入一些服務領域和選擇投資項目時還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仍然實行針對某些商品的市場限制和地方保護主義，這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的逆向選擇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會制約市場主體為消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產品和服務，不利于消費有效供給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