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您的另一位學生、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袁志剛教授認為，鑒于資本收益不同，應該區別對資本進行征稅。事實上，實業資本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的資本回報并沒有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快。皮凱蒂的一個基本結論是，資本回報率要大于經濟增長率。比方說，在國外，資本回報率是5%，經濟增長率是2%，所以資本所得越來越高。但在中國則不是這樣，民營企業的收益并沒有那么高，尤其小微企業負擔很重。應該把投資房地產的資本與其他資本區別開來，對房地產行業征稅，對于實業資本則應該有其他考慮。尤其要為小微企業減負，以保障其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實業資本家承擔的風險比較大，若干年后他們的企業很可能會走向失敗。盡管有利潤，但是實業資本家往往充當了風險的承擔者。對于袁志剛教授的觀點，您是否認同？

　　布吉尼翁：這個問題的核心在于是否應該對于資本收入與勞動力收入同等征稅。不管企業最終成功與否，通常情況都要基于其收益征稅。不管是企業家、管理者，還是普通員工，都要基于其勞動所得納稅。然而，對資本征稅卻往往以完全不同的另一套標準進行。同樣以最高稅率進行比較，勞動收入稅率遠遠高于資本收入稅率。以美國為例，對于高收入群體，美國政府基于其勞動收入45%征稅。但是，對于資本收入，這個數字則只有35%；在法國，高收入群體勞動收入稅率高達75%，而資本收入稅率遠遠低于這個數字。前不久，曾經的世界首富沃倫·巴菲特先生不禁發問，為什么其個人繳稅稅率卻低于助手的繳稅稅率？這個故事聽起來很滑稽，但是我們不得不認同，應該對于資本收入與勞動力收入同等征稅。或許45%的稅率對于勞動力收入來講著實太高，即便對于高勞動收入人群而言。

　　鑒于資本的高流動性，一國政府很難以較高稅率對資本征稅。打個比方，如果英國政府決定提高資本收入稅率，那么資本可能很快就會選擇離開，轉移到美國、瑞士或者其他地方去。最糟糕的是，有些時候資本的轉移可能在臺面之下完成。資本可以在監管之下，從中國大陸轉移到香港、新加坡。但是，資本同樣可以逃避監管，從美國成功轉移至瑞士。這也正是多數國家差異化對資本、勞動力進行征稅的原因。對此，我們要做的是，合理規劃、加強合作，增強資本流動的透明性，使得資本稅率更趨合理化，更加公平。

　　前不久，美國政府和瑞士聯合銀行（UBS）之間打了一場官司，原因是瑞士聯合銀行拒絕泄露其美國儲戶的賬戶信息，而其美國儲戶中間有人未依法如實向美國政府納稅。事實上，不只是美國，英、德、法等國政府都強烈抗議瑞士銀行“保護客戶隱私”的做法，他們認為這種做法妨礙了各國政府對于資本流動的監管，妨礙了各國政府對資本進行征稅。事實上，奧巴馬政府今天的遭遇，以前幾屆政府也遇到過，只是他們沒有采取行動。原因有二：一個是受財政狀況影響。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遭遇了嚴峻的信貸危機，稅收收入對于政府而言至關重要；另一個原因，“不公平”導致民眾對于政府的支持度降低，人們拒絕納稅。綜上，對于資本收入與勞動力收入的不同征稅標準，我們期待能夠盡快得到改善。

　　文匯報：“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馬太效應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經成為許多國家收入分配領域中不可回避的問題，也因此在不發達國家中引發了對全球化的抵制。事實是否如此？全球收入分配有哪些新趨勢？

　　布吉尼翁：事實上，這個問題涉及金融危機、全球化及“不平等”之間的聯系。當聽說“占領華爾街”等社會運動爆發時，我們料想人們會抗議不斷加劇的“不平等”現狀、抗議全球化。我們期待運動可以持續下去，隊伍不斷壯大，影響力不斷增強。但是，遺憾的是，雖然“占領”的部分參與者并沒有離開，但是他們的聲音漸漸被淹沒，直至幾近“失語”。與此同時，皮凱蒂的書出版了，并大受追捧，即便很多人可能永遠不會從頭到尾把這本書讀完。事實上，“不平等”引發了經濟危機，卻并非社會運動的導火索。同時，在一些人的觀點中，金融風暴是全球化的惡果。在歐洲人看來，經濟危機就是美國人的貪婪造成的，他們瘋狂的金融系統注定了災難的發生。然而，事實上并沒有極端的行為反對全球化。有些黨派會主張保護本國經濟，甚至主張回到“我們輝煌的昨天”。當然，這些主張是滑稽的，而且完全不具備可行性。就像奧巴馬前不久所講的那樣，“不公平”才是問題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