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個需要探索的問題

　　中國各地在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普遍存在著幾個需要探索研究的問題：

　　1.關于思想認識問題。

　　基層干部對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存在的思想認識問題，比較有共性的有“五怕”：一怕難。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是一項較復雜的系統性工作，政策性很強，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參照，工作難度很大。二怕煩。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程序復雜，工作量大，勢必更多牽制工作精力，難免存在怕煩情緒。三怕亂。農村集體經濟在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遇到過這樣那樣的問題，不少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基層干部不愿去捅“馬蜂窩”。四怕失權。開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要求建立完善的組織治理結構，凡涉及集體資產和集體經濟組織成員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項，都必須提交成員（代表）會議討論。一切權利運作都要在陽光下進行，基層干部因改革后失權難免會有失落感。五怕失利。長期以來，相對于財政資金，鄉鎮、村領導對集體經濟收入的支配權更大，基層干部對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沒有積極性。

　　此外，鄉鎮、村干部反映最突出的是改制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普遍對股份（份額）分紅期望較高，沒有分紅的盼分紅，已經分紅的希望分紅比例能每年遞增，而且村與村之間、鄉鎮與鄉鎮之間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還會互相攀比，這對基層干部造成了較大的壓力，不少鄉鎮、村干部都提出，擔心改制后分紅達不到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預期，會影響自己的威信和日常工作的開展。在村一級，村干部還提出，改制前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社會管理、公共福利、幫困救助等方面的開支都是“混賬、混用”，而改制后細化并落實這些開支，困難很大。在鄉鎮一級，主要問題是土地補償費不少已被鄉鎮用于開發建設，因此，鄉鎮對改制工作能拖則拖，工作積極性明顯不高。

　　上述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中遇到的現實問題，并不是孤立存在，而是互相交織、互相影響的。要針對不同問題，尋找不同的辦法，通過有針對性的宣傳和有操作性的指導，妥善加以解決，才會收到好的效果。

　　2.關于農村集體資產量化范圍問題。

　　中國農村現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是從人民公社時期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演變而來的，與原生產隊、生產大隊、人民公社相對應的分別是組級、村級和鄉鎮級集體經濟組織。各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按照集體土地所有權歸屬和集體資產產權歸屬，依法經營管理本組織集體所有的資產，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不得侵犯。農村集體資產的量化，是對被認定為屬于現有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共有資產，按照一定標準，采取股份的形式在本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明晰產權的過程。因此，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不能突破原有集體經濟組織的范圍，這是推進改革、制定政策的底線。

　　目前，各地對于集體資產量化范圍的認識還不盡相同：一種觀點認為，應當對集體經營性凈資產進行量化。這種資產量化方式易于操作，可以較好地規避土地等資源難以評估作價的問題，改革的困難會小一些。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把經營性資產、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均列入量化的范圍。這樣才能保證農村集體資產的完整性，才是徹底的改革，才可以盤活農村集體的全部資產，使其發揮更大的價值，更好地實現并保護農民的財產權益。

　　應該說，上述兩種認識都有一定的理由。這是因為集體資產的范圍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集體資產僅指集體賬面資產，也就是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廣義的集體資產還包括土地等資源性資產，資源的使用、處置、經營收益分配也是集體資產管理的重要內容。

　　筆者認為，對于集體資產量化的范圍，在中央制定統一的標準前，各地可以先量化非資源性經營性資產，暫不量化非經營性資產和資源性資產。待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各方面條件允許，農村集體資產監管制度比較健全后，則可以對這三類資產實行同步量化。

　　主張當前應將集體資產量化的重點放在非資源性的經營性資產方面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農村“三塊地”的權益，國家政策制度安排是：農民承包田確權登記頒證到戶，長久不變；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實行與國有土地同權同價入市的改革；農民宅基地用益物權歸農戶持有，探索農民住房財產權抵押、擔保、轉讓改革；二是非經營性資產主要是公共使用的農村集體資產，屬純公益性的，現階段沒有必要折股量化；三是農村集體土地（包括農村承包地）等資源性資產，只登記面積，一般不進行量化作價。目前土地等集體資產尚不能進入市場，價值一時難以顯現，評估缺乏實際意義；四是在股權設置方面，上海無論是產權制度改革還是撤制村隊集體資產處置，主要都以農齡分配為主要依據，這是長期以來已得到了基層的充分認可。上海在農齡統計時既涵蓋了現有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包括已過世曾經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以農齡為股份設置主要依據的做法較好地體現了人與戶的有機結合，與農村土地承包中“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以戶為單位的承包方式的總體精神是相一致的，體現了兩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