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關于改制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產權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問題。

　　中國《憲法》明確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農村中的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這是《憲法》賦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明確的法律地位。《民法通則》將民事主體區分為公民和法人，法人分為企業法人、機關法人、事業單位法人和社會團體法人四類。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與企業等法人組織屬于完全不同的組織類型，其法人地位并未明確。有法律地位而無法人地位，導致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無法作為完整的市場主體參與經營競爭，這個問題始終困擾著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

　　對完成產權制度改革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產權制度安排和治理結構，各地主要采取了三種形式：一是有限責任公司，二是社區股份合作社，三是農村社區經濟合作社。這三種形式中，有限責任公司是按照《公司法》進行工商登記的公司法人，但其股東只能在50人以下，與鄉鎮、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成千上萬的特點不相適應，因此，改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只能采取隱性股東的做法，大部分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權利難以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護。社區股份合作社在工商部門登記的，主要是參照《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登記的法人，它有效解決了股東人數限制的問題，但由于社區股份合作社是較特殊的法人，對它沒有專門的稅收、財務制度，因此，在稅收、財務方面所執行的是適用于公司法人的相關制度，在運營中社區股份合作社要繳納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土地使用稅、企業所得稅等各項稅賦，稅費負擔較重。無論是有限責任公司還是社區股份合作社，它們都對股東（集體經濟組織成員）進行收益分配，而股東都要繳納20%的紅利稅（即個人所得稅），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負擔（一般情況下，為增加農民收入，紅利稅由公司、社區股份合作社代繳），影響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的積極性。農村經濟合作社是一種組織創新，不需進行工商登記，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頒發證明書，并可憑此證明書申領組織機構代碼證，分紅時不需要繳納紅利稅。農村社區經濟合作社不是法人主體，無法作為出資人對外投資，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合作社的持續發展。

　　6.關于集體資產股份流轉問題。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只有集體資產股權自由流轉，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才能體現農民所持集體資產股份的價值，也才能顯現它們作為生產要素的潛在市場價值。如果僅對集體資產確權，而不允許其股權流轉，那么，量化的集體資產就只能是“僵化的資產”。從長遠看，為充分發揮集體資產股份自由流轉的效應，應該賦予其流轉的權能。

　　然而，考慮到當前中國農村社會的開放程度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產權制度改革的發展狀況，根據農村集體經濟的排他性、封閉性和漸進性等基本屬性，目前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應嚴格控制在本集體經濟組織內部轉讓，對外流轉的條件尚不具備。這是因為改制后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其成員所獲得的股權，大多還是福利性質的，在很大程度上還承擔著農村社會保障的職能，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也沒有將集體資產股權對外流轉的意愿。加之目前大部分地方未將土地資源納入改制的范圍，農村集體資產的價值并未完全顯化。為了切實保護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資產收益權，確保農村集體資產保值增值，現階段農村集體資產股權不宜對外開放流轉，以防止外來資金進入后控股和侵吞農村集體經濟。當然，將來隨著農村集體資產價值的不斷顯化，股權流轉監管制度的不斷健全，可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試行農村集體資產股權對外開放流轉，逐步探索生產要素的流動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