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正是您的這一說法致使有人認為您的書籍是向馬克思致敬，甚至您書的名字也很接近馬克思的《資本論》。您是如何看這一問題的？

　　皮凱蒂：我不認為讀過我書的人會認為我很接近馬克思。我屬于冷戰后的一代，沒有參與蘇維埃、共產黨等意識形態之爭。我相信市場競爭、私人財產與私人經濟，這不僅僅事關經濟效率，還與我對個人自由包括創業、經營自由的理念有關。馬克思的《資本論》是1867年出版的，我的書則是在將近140年后問世的，兩者背景已有很大不同，內容也差異極大：馬克思的書有許多理論思考、哲學思考，沒有許多實證數據與歷史。我的書則是一本歷史書，旨在首次用大量實證數據來展示20多個國家在過去3個世紀里收入、財富分配的歷史。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但我的一個目的就是要人們克服知識視角的民族主義與意識形態局限。在看待和處理貧富差距與不平等問題時，人們常常討論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或法國模式、美國模式等等，拒絕觀察別人的長處與經驗教訓。我力圖明確顯示各國在這一領域里的現象與事實，展示不平等現象與經濟發展的歷史。

　　中間階層對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起重要作用

　　環球時報：那么您認為市場的自由配置會擴大貧富差距嗎？對貧富差距的制約是否只能依賴國家？西方國家是否可能真正做到減少貧富差距？

　　皮凱蒂：正如我所說的那樣，完全的市場自由配置是不夠的。事實上，我們能做到將市場高效率與良好的社會服務、社會保障與基礎設施投資相結合。而且，要有高的經濟增長水平也需要我們在教育、醫療以及對各社會公共基礎結構進行投資。后者甚至是前者的一個保證與必要條件。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僅靠國民生產總值10%水平的社會分攤金就能解決社會問題的。

　　此外，要注意到公共投資的不平等也會造成貧富差距擴大，美國尤甚。如美國有很好的名牌大學——哈佛等常青藤大學，但如果仔細看一下，另外一般學校乃至更多美國人的教育水準卻很差。美國的醫療投資也是如此，貧富人群的差距極大。從長遠看這對經濟發展不利。只有讓大多數人得到良好的教育與醫療保障，才能有效刺激經濟發展。這對于美國尤其重要，但對于歐洲、中國來說也必須充分重視這一問題。

　　我從書中資料得出的另一個結論就是——高額累進稅是減少貧富差距的一個有效措施。事實上，有點差距有益于刺激經濟發展，但太大的差距就會產生社會問題。從歷史來看，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的貧富差距過于巨大，這樣的差距是沒有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性，只會引起社會危機。這一差距由于戰爭、經濟危機以及各國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與高額累進稅而有所減少。減少極小部分人的巨額財富不僅沒有阻礙經濟發展，反而由于刺激中產階級的上升導致了戰后的經濟繁榮。

　　因此，高度集中的財富必須通過社會與法律途徑來重新分配，繼承財富的子女們也未必個個是出色能干的人。國家必須通過法律途徑在這一方面進行協調干預，同時也需要對整個社會福利機制進行簡化與現代化。法國特別需要這樣的改革。

　　環球時報：那么您對貧富差距大小的具體標準是什么？

　　皮凱蒂：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看不同社會階層在總體財富中所占的比例。我將社會階層分為：10%最富的+40%中間階層+50%最窮的階層。我從統計角度還具體在富人階層中分出1%或0.1%最富有的人群。在歷史上，我們注意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有歐洲國家的財富集中在10%的富人手上，他們擁有財富總量的90%，其他40%與50%的兩個階層各自擁有5%。也就是說事實上沒有中間階層、中產階級。這是傳統社會的模式，或者說是古典模式。19世紀的中國可能也是這樣的情景。而在今天形勢已有很大不同：10%的富有階層擁有60%(歐洲)到70%(美國)的財富，40%的中間階層擁有20%－30%的財富，50%的貧窮階層擁有不到10%的財富。這一中間階層對于現代社會的政治與經濟都起著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