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勞動力因素以外,中國政府在逐步降低外資負面清單依賴以提高外資自由化的同時,對于外資企業長期的優惠政策卻正在逐步取消。近年來,中國東部的蘇州、無錫等長三角富庶地區都提高了投資門檻,對新進的外資企業,不僅沒有專門的優惠政策,甚至還在產業類型、節能減排方面提出很高的要求。此外在稅收上,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也正在失效。2008年新《企業所得稅法》及其條例施行后,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原來執行的再投資退稅、特許權使用費免稅和定期減免稅等稅收優惠政策面臨取消。在過去很長時間里,招商引資一直是地方政府最為重要的工作與政績,地方政府往往不惜以土地、稅收等大量優惠政策吸引外資企業。這些優惠政策雖然吸引了大量外資企業進入中國,但由于其所具有的超國民待遇特征,本土的民營企業卻遭受歧視,這在國際上都是非常奇怪的現象。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不能站在同一起跑線上,且明顯處于競爭的弱勢地位。對于所有企業共同享受國民待遇,尤其是外資企業不再享受超國民待遇,即使在短期內可能降低外資進入,但這卻有助于我國形成一個良性的競爭市場。

　　現實中,我們能夠看到,即使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中國本土企業仍然對外資企業形成了強有力的挑戰。許多本土企業在行業內已經成為國際領先者,他們不僅成功崛起并占據了中國市場,甚至在國際市場上逐步搶占了原先跨國公司的市場份額。美國建筑設備供應商卡特彼勒公司在2005-2010年的中國市場份額從11%下滑至7%。搶走其市場份額的并非是它的死對頭日本小松公司,而是中國本土企業。達能乳業在上海市場,被光明、蒙牛和伊利等本土競爭對手用殘酷的價格戰斬于馬下。中國正孕育著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他們的崛起對于外資退潮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看,外資退潮不僅不是中國制造的末路,反而是中國制造開始崛起的先機。

　　最后,外資退潮未必預示著中國市場的衰敗,而很可能意味著中國市場的扭曲正逐步降低,中國正逐步擺脫對于國外金融市場與外生制度的需求。根據黃亞生教授在其專著《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中對中國的研究,中國對外商直接投資的高度依賴不僅不能體現中國市場的高效,反而是中國國內制度扭曲的表現。中國大量的投資無法通過國內的體制得到有效的消化,只能依賴于外商直接投資,通過國外的有效市場進行投資再配置,從而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他們的研究認為大量涌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不僅不是引以為豪的經濟奇跡,反而是一種病癥。中國外商直接投資出現下滑,這也表明我國的改革正逐步改善國內要素市場的扭曲,使經濟資源能夠在生產中得到有效配置。

　　從總體上看,中國自2012年開始的外資退潮在短期內并不會發生本質改變,不會出現外資的大規模撤離,更不意味著中國制造就此垮塌。我們應當繼續完善對外資企業的負面清單管理,進一步降低對外資的行政干預,與此同時,還應當保證本土企業與外資企業具有共同的國民待遇。外資退潮并不是中國制造由盛而衰的契機,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國內的體制改革,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國內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本土企業,中國將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