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真正的民主應該為利益協商和妥協留有空間

　　民主本來是社會成員之間為了達成利益妥協而安排的某種妥協程序，以便能夠實現某種公共生活。真正的民主模式應該讓社會各種力量進行協商，以便達成利益的妥協和平衡，而不是進行零和博弈，以壓倒和戰勝對方為目標。西方民主模式越來越遠離了妥協的可能，把不同力量的協商變成了非此即彼的惡斗。我們必須認識到，西式民主只是民主的一種形式，而不是民主本身。真正的民主應該為利益協商和妥協留有空間，以使社會在和諧與建設性氛圍下前行。

　　首先，由于生存境遇和認識角度的不同，人們的意見是不可能完全一樣的，在社會分工和社會結構日益復雜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民主需要持不同意見的人們之間的妥協，形成某種多數人可以接受的“社會共識”。社會共識不是社會全體成員的意見和觀點的一致，而是達成某種相互妥協的方案。在形成社會共識的狀態下，人人都無法完全實現自己的目標，但是可以通過協商、交換和說服實現部分的目標。如果認為民主就是達到人民思想的完全統一，那是非常危險的。這可能造成一部分人通過所謂“公意”的目標而壓制不同意見，從而走向事實上的專制和暴政。

　　民主顯然是通過民意投票計數而實現的多數或多數的代表的治理。民主需要民意投票計數獲得授權，但是民意投票計數之后仍然應該有相互之間的協商和妥協，否則勝利一方就可以“合法地”依據多數的優勢而制裁少數，從而成為托克維爾所說的“多數暴政”。政治精英依靠多數獲得授權，但是他不應該只為多數的利益行使權力。政治家必須掌握妥協的理念和協商的耐心，否則社會就沒有對差異的寬容。如果沒有對差異的寬容，民主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

　　其次，民主應該是社會各成員超越彼此之間的隔絕狀態，形成公共生活空間的形式。民主不能是人人各自為政和離群索居，而是構成某種類似生命機體的社會存在。就其語義學意義，民主應該是“人民治理”。但是，人民直接、平等地參與恐怕只是一種理論上的理想，現實的民主只能是某種妥協所形成的參與感。因此，民主制度應該使不同的利益階層達成某種妥協，以便使各個方面都獲得某種在場，至少應該獲得在場的感覺。民主的在場，就是通過妥協使大家或至少大多數都獲得在場感。

　　不同的階層都需要自己的代表，這樣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在場感。美國憲法本來也是充滿妥協的文本。例如，眾議院按人口分配，參議院每州兩席，就是實現照顧大小州不同利益的“偉大妥協”（Great Compromise）。通過妥協，實現了美國歷史的生成性進步。但是，西方民主卻越來越遠離了協商和妥協，陷于政治的爭斗之中不能自拔。

　　最后，民主制度賴以存在的理由之一就是能夠容納差異和批評。民主制度之所以為人們所追求，不是因為它可以消弭差異，實現完全的一致，而是因為它可以在平等對話的框架內實現差異之間的妥協，從而包容了差異。不僅差異的存在以及承認這種差異的不可消弭是支持民主的一個重要理由，而且民主制度就是為了保護這種差異狀態。民主就是在對話和妥協的框架下達到和而不同。

　　西方國家把自己的特殊民主模式看成是普世的東西，這本身就違背了民主的協商、妥協本質，因而也讓自己陷入了無法解決政治沖突的境地，政府成為無所作為的“弱政府”。

　　雖然某些傳統的民主理論往往把差異看作是實現真正民主國家的障礙，但是，既然人們存在著差異，那么差異正是促使人們追求平等權利和民主的東西。民主就是為了不同的人有平等的權利表達自己的意見，維護自己的利益。如果沒有差異，民主就成為沒有實際意義的東西。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看作全體人民的利益，否則第一、二產業的人們就成為被壓迫者。婦女在制訂勞動法時應該有自己的發言權，否則就是歧視婦女。平等不是強求同一，強制實現同一也不是民主，而是獨裁或極權。民主不是依靠多數人的力量消弭差異，而是差異之間的平等對話和妥協之道。協商、妥協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毫不妥協是違背民主原則的。當然，妥協未必全是民主的，但不妥協絕對是不民主的。

　　不僅一個社會內部的民主是建立在容忍差異的基礎上，而且國家之間的平等關系也必須容忍差異。如果一種文化宣布自己這種文化是唯一的文明，那么這就不是民主的態度。同在民族國家范圍內一樣，不同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應該建立在消弭差異的基礎上，而應該建立在差異的對話之中。通過消弭差異而實現的一致，只能導致壓迫性的、不平等的國際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