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鋼:中國國家治理優于西

——訪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有這樣一種觀念，認為國家治理的概念來自西方，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西方化，不自覺地成為西方學術的“傳聲筒”。顯然，國家治理現代化絕不等于西方化。那么，與美國、歐盟諸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有哪些不同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顯示了“中國優勢”呢？本報專訪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

　　《中國社會科學報》：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不是西方化，您怎么看待？

　　胡鞍鋼：這個問題涉及上百年來中西方的爭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等，不管學術界怎么爭論，總的來說，中國在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的轉變過程中，有自身的發展邏輯。中國沒有現成的路徑、模式和方法，上百年來一直在探索。毛澤東時代開始，我們不再走蘇聯的路子，不走城市路線，而走農村路線，比較符合中國國情。因此，毛澤東是比較早地找到了正確的革命道路。由于有戰爭這個極其殘酷的淘汰機制，歷史篩選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培養出獨立走自己道路的方式。

　　這與其他國家不一樣。比如，印度獲得政權基本原因是英國的退出，獨立的代價是印巴分治。而中國是靠戰爭力量對比的變化，將一個比較完整的大國文明保留下來（除了港澳臺），這是很不易的。中國是先有中國共產黨，再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紅軍到八路軍、新四軍，再到人民解放軍），再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而美國是先有國家，再有國會，然后才有了為選舉而生的政治政黨。在世界四大政黨中，中國共產黨（8600多萬）、美國民主黨（4300多萬）、印度國大黨（3000多萬）、美國共和黨（3000多萬），中國共產黨是非常獨特的，她的革命道路決定了其工業化、現代化、信息化的路徑。

　　從歷史上來看，農業文明時代有羅馬帝國、雅典帝國等，但都解體了，最后只剩一個被外國人所稱的中華帝國。二次大戰后，蘇聯、南斯拉夫、蘇丹先后解體，而中國在歷史上基本是統一的，有連續的文明。

　　因此，從歷史和全球的畫面來看，中國肯定要走獨特的道路。很多外國人認為中國是“例外論”，我不主張例外論，主張獨特論。中西方國家治理的歷史來源、基本制度、機構與治理模式、主要機制和基本手段以及基本目標都不同。中國獨特的歷史軌道、文化傳統、基本國情和人民群眾選擇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也選擇了不同于西方的國家治理體系。社會實踐已經表明，這是真正的“人間正道”。

　　《中國社會科學報》：如何證明這是“人間正道”呢？我們取得的成就是由體制決定的嗎？

　　胡鞍鋼：中國共產黨治理、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實踐是世界上具有獨創性的偉大實踐，這一實踐表明，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強的獨創性與優越性。

　　數據顯示，中國1978年的GDP占世界的1.75%，居世界第10位，到2010年居世界第2位。從現代化因素看，中國和美國的國土面積基本相等，采用發電量衡量現代化因素（在這里假定沒有發電量就沒有現代化，沒有現代化就沒有發電量），1900年中國的發電量相當于美國的0.01%，1949年相當于美國的1.2%，1980年上升至12.1%，2013年超過了美國，達到了美國的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