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特的體制使中國能夠實現后發趕超。從傳統經濟到現代經濟，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西方國家是從1500年之后開始，有教會、行業協會、警察、稅收等，實際上經歷了特別漫長的過程。而中國大體上是從1840年開始，直到1949年發電量作為現代化因素普及全國，到2015年，我國將從世界人口大國中無電國家名單上消除，印度現在仍有3億人無電，大城市供電不穩定現象還時有發生。現代化因素迅速普及，在短短的60多年時間內完成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過程，也只有通過獨特的社會主義制度和道路才可能做到。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森·科隆1962年曾經寫過一本書《落后國的經濟發展》，特別強調落后國家需要特殊的制度，但不知道是什么制度。而我國，一開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既不同于蘇聯又不同于西方，后來又轉變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試錯摸索很長時間，這之中也經歷了曲折的過程，探索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和集體式的民主，經過不斷地試錯，才探索出現在的中國道路。

　　《中國社會科學報》：怎樣從國家治理的角度認識我國制度特有的優勢呢？

　　胡鞍鋼：可以透過2000—2012年中歐（盟）與中美發展績效的比較案例加以分析。中歐（盟）治理績效比較實證分析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績效遠優于歐盟；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的中國國民人均收入對歐盟的追趕系數，從2000年的10.75％提高至2011年的25.77％，提高了15.02個百分點；我國政府的財政平衡能力也遠高于歐盟各國政府。

　　中美治理績效比較的實證分析表明：2000—2012年間，無論是共和黨人小布什還是民主黨人奧巴馬主政，無論是在拉動經濟增長、促進國民增收、保障財政可持續性方面，還是在提高就業水平、完善醫療保障、推動科技創新方面，中國的治理績效或已優于美國，或已顯著縮小與美國的相對差距，形成了強有力的與美國競爭和趕超美國之勢。總體的對比形勢是，美國在相對退步，中國在相對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治理績效為何會優于美國？

　　胡鞍鋼：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共產黨在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兼顧制度延續與制度創新，進而形成了良好的國家治理能力，與國家發展階段相適應，與國家治理需要相適應。美國的國家治理體系雖已比較成熟，但并不像許多中國人想象得盡善盡美，并且尚未對其出現的明顯缺陷與問題作出有效應對，美國制造并出口金融危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國90%以上的家庭真實財富26年（1986—2012年）不增長更是一例。而中國國家治理體系盡管更為年輕，卻表現出更加充沛的活力和更強的變革自覺性。因此，我們應破除對美國制度的迷信，堅定對中國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自覺與自信。未來中國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還要繼續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以更具競爭力的國家治理機制與更具說服力的國家治理績效，兌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為增進全人類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貢獻。（霍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