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大國的作用在顯著發展，從不同方面利用其優勢影響本地區政治經濟的發展、治理和危機管控。比如韓國是一種類型，其經濟保持多年的高速增長，已在“四小龍”中脫穎而出，成為亞洲第四大經濟體。與此同時，韓國歷屆政府都努力保持了與美國和中國十分密切的全方位關系，使其在東北亞乃至東亞的地區經濟、政治和外交中扮演重要角色。印尼是另外一種類型，它是最大的伊斯蘭國家，具有傳統的政治影響力，經濟起飛較晚，但現在卻擁有相對有利的比較優勢，其雄心是要做東盟的主導大國，在地區事務中占有重要一席。在西亞中東地區，沙特的影響力來自其巨大的石油財富，以及在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宗教中心的地位。隨著世界多極化的發展，沙特要在西亞中東地區稱雄的意圖已經十分明顯。作為另一類型的地區大國，土耳其擁有橫跨歐亞大陸的特殊地理優勢，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意欲以其伊斯蘭國家世俗政權的成功典范，成為歐亞之間的經濟政治橋梁。近年來在地區問題上土耳其力圖有積極作為，扮演獨特角色。當然，這些國家內部的發展都存在某些問題，但他們扮演舉足輕重的地區大國角色的意向是非常堅定的，這在未來世界多極化進程中將成為日益重要的一個維度。

　　在權力擴散的同時，國家間的關系尤其是大國關系卻變得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賴。這個看似矛盾的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在兩極格局時期，兩極之間的關系是疏離的，東方陣營和西方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界限分明，相互之間的經貿關系極少，沒有相互利益捆綁，兩極格局的特點以對峙和對抗為主。這種結構特點決定了國際關系的冷戰形態，對立的政治－軍事關系占據雙方關系的主導地位，安全問題始終如同不散的陰云籠罩著國際事務。兩極格局保持穩定的重要條件是在美蘇核武庫勢均力敵下形成的核威懾。蘇聯解體后，東方陣營“樹倒猢猻散”，兩極格局不復存在。在美國“一超”主導世界的單極時刻，經濟擴張成為時代主題，西方資本向全球所有未開發的市場進軍，經濟全球化有力地推動了大批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世界日益成為國家間聯系緊密的一個整體。

　　經濟全球化促進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經濟多極化與經濟一體化相伴而生。與此同時，政治的多極化也在積極發展之中。首先是冷戰時期的西方政治－軍事同盟體系開始松散化。在北約未來使命的辯論中，歐洲聯盟的發展進入快行道，歐元的誕生無疑包含了重大的政治意義。其次，在擁有眾多人口的幾大新興經濟體崛起進程中，發展模式的多樣化逐漸成為令人關注的世界政治經濟現象。

　　單極格局的權力集中基于美國的超強實力和對國際事務的巨大影響力，后者又基于美國對冷戰后國際體制的主導地位和對其他國家的壓倒性優勢。單極格局走向解構首先是因為新興力量崛起和美國實力地位的削弱（很大程度上與美國的“豪華消費”有關），其次也和全球化導致國家間形成深度的相互依賴關系有關。盡管美國依然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但在利益捆綁的全球化時代，其所受到的來自各方面的制約大大增加。美國外交學會會長理查德?哈斯指出，伴隨美國國際地位相對衰落，是權力的相對衰落和影響力與獨立性的絕對衰落。

　　國際格局的核心是權力格局。從格局的解構到建構，要經歷在某種程度上的失衡和失序，之后再重建平衡和秩序。這幾年世界上各種亂象叢生是過渡期的歷史性特征。從兩極格局到單極格局，解構到建構的過程短暫而簡單，因為其過程基本上就是蘇聯這個超級力量中心的自身和平解體過程，華盛頓乘機與剛剛獨攬大權、又熱切想與西方親和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達成和平交易，順理成章地建立起美國這個超級力量中心主導的單極格局。當前正在發生的格局轉換，則是超級力量中心實力削弱，更多力量中心崛起造成的。美國一極集權下的國際平衡從結構上發生了改變，這種平衡不是均勢，而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狀態。結構改變造成的失衡是深層的失衡，失衡必然導致一定程度的失序，而新的平衡的形成有待于新的權力結構的建立。國際格局走向多極已經成為不爭的現實，但多極世界的權力格局將是何種結構卻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不言而喻，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首當其沖者非美國莫屬。哈斯將這一權力的擴散和美國國際霸權地位衰落的發展描繪為“無極時代”的到來。他寫道：“21世紀國際關系的一個重要特點看來將是無極秩序：世界不再由一兩個或多個國家支配，而是受幾十個擁有并運用各種力量的角色控制。這代表一種有別于以往的結構型轉變。”美國著名政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說：“這是一個新的世界，完全不同于我們在過去二三十年里習慣的以美國為中心的世界。”

　　就地緣政治的影響而言，國際格局變化及其帶來的問題，在亞洲表現得最為突出。2008年，奧巴馬高舉“變革”大旗帶領民主黨贏得大選，新政府肩負兩大歷史使命：一是重振美國經濟，二是重新塑造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結合兩大使命為一體，以亞太“再平衡”冠名的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戰略調整頗具標志性意義。無論人們對“再平衡”戰略的實施過程如何評論，在筆者看來，“再平衡”的提法其實道出了美國外交調整的中心思想，即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主導的戰略平衡（單極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美國要想維護其霸權地位，必須做出積極調整，來主導建立能夠適應21世紀國際關系深刻變化的新的戰略平衡。

　　在當前國際格局的轉變進程中，中國是除了美國之外最受關注的國家。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已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是128個國家最大的貿易伙伴、諸多國家出口增長最快的主要市場、普遍被看好的主要投資目的地之一。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主要代表，中國的“發展模式”成為國際上熱議的政治經濟學問題。2008年爆發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更把中國一舉推到國際經濟政治舞臺的中心。毋庸置疑，迅速崛起的中國已成為當前國際格局轉變進程中的主要變量和未來國際秩序的重要構建者。

　　國際格局的轉變和中國實力地位的極大提升，使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關系發生顯著變化，使中國外交面臨前所未有的新形勢。

　　首先是大國關系的變化。坐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交椅，中國與美國的關系隨之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變化在于美國對華關系的定位由“最重要的外交關系之一”變為“最重要的外交關系”。老大與老二的關系，對雙方來講都是分量最重的外交關系。而對要繼續維持其領導地位的美國而言，對中國作為最大潛在挑戰者的擔心和防范也提高到新的水平。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已明顯地表現出這方面的調整。

　　其次是一些周邊國家對華心態的變化。中國本身的超大質量決定了其崛起過程的“外部效應”（或稱為“外部性”）的巨大，周邊國家對此感受最為直接。隨著中國崛起進程的不斷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利害關系將變得更加復雜，尤其是與中國有某種競爭關系，或有重要爭議問題的國家，利益沖突的一面將更加凸顯。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國家對美國的“再平衡”戰略采取歡迎的態度，并與之發生互動，形成對中國周邊外交更為復雜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