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馬寶成

　　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要確立兩個理念，走出兩種誤區：

　　一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不存在“要不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更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這樣一個人為地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立起來的問題

　　二是，確立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地位，也絕不是把法治簡單地當成可有可無的工具手段，有用則用、無用則棄，而是突出了法律和法治的重要性，強調在黨和法治之間，兩者互相依存、密不可分的一致關系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深刻指出：“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社會主義法治最根本的保證”，“堅持黨的領導，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題中應有之義。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是一致的，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深刻學習理解領會這一重要論斷，切實把黨的領導始終貫徹到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全過程和各方面，對于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為什么必須堅持黨對社會主義法治的領導

　　首先，我國《憲法》明確確立黨的領導地位。

　　我國《憲法》規定“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逐步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推動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共產黨章程》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我國《憲法》和《中國共產黨章程》都確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這就從根本上解決了黨的領導與社會主義法治的關系問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不存在“要不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問題，更不存在“黨大還是法大”這樣一個人為地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立起來的問題。中國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

　　其次，黨的領導是推進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要求。

　　建國以來，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進步很快，但今天也依然存在很多突出問題，無論是在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個環節，還是在法治意識、法治思維和運用法治方式解決問題等方面，與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目標和要求都還存在較大差距，這些要求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來推進我國的法治建設。正如《決定》明確指出的：“必須清醒看到，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有的法律法規未能全面反映客觀規律和人民意愿，針對性、可操作性不強，立法工作中部門化傾向、爭權諉責現象較為突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比較嚴重，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多頭執法、選擇性執法現象仍然存在，執法司法不規范、不嚴格、不透明、不文明現象較為突出，群眾對執法司法不公和腐敗問題反映強烈；　部分社會成員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維權意識不強，一些國家工作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依法辦事觀念不強、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依然存在。這些問題，違背社會主義法治原則，損害人民群眾利益，妨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下大氣力加以解決。”此外，我國具有兩千多年封建文化傳統歷史，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還比較嚴重地存在，社會在一定程度上還是一個人情社會、熟人社會，還存在比較深厚的人治土壤環境。這些都是制約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障礙。因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當前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已經進入了“深水區”和“攻堅期”，必然涉及體制、機制和重大利益關系的調整和變革。這就要求，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只有在黨的領導下，充分發揮黨的獨特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群眾優勢，才能夠有效破除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才能順利完成　《決定》提出的各項任務指標，實現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總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