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聚財于富

　　美國學者羅斯托提出的“經濟成長階段理論”把工業革命視為經濟起飛階段，認為此后近百年英國物質財富獲得爆炸性增長，至19世紀中葉英國成為第一工業強國。工業革命和經濟現代化的啟動堪稱人類的奇跡，它推動人類社會由傳統農耕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改變了世界歷史發展方向。

　　但工業革命后，國家的繁榮、財富的增長并沒有惠及社會所有階層，相反，工業革命后英國出現財富分配嚴重不均。據史學家估算，1688年占全國家庭總數1.2%的貴族家庭收入占有國家財富的14.1%；1803年1.4%的貴族家庭占有國家財富的15.7%，貴族家庭人均收入大幅上升。而對于社會下層，所占份額不增反降。1688年占家庭總數67.1%的下層僅占有社會財富的26.9%，而到了1803年，這一比例下降到24.9%。可見工業化之后迅速強大起來的英國，最大的受益群體是貴族與中產階級，而下層日益陷入貧困，工業化的偉大成果是以犧牲工人階級利益為代價的。

　　工人階級陷入“邁達斯災禍”

　　王覺非先生在《近代英國史》中這樣描述“邁達斯災禍”：工業革命之后，“邁達斯災禍”在社會上到處彌漫，就好像古希臘寓言中的國王邁達斯一樣，人們貪婪地企圖把一切都變成黃金，結果卻丟掉了許多遠比黃金更寶貴的東西。在工業化后的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們面臨的巨大災難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第一，工人階級收入普遍較低。法國史學家保爾·芒圖在《18世紀產業革命》中引用了一份回憶錄來揭示工人的苦難生活：“我的父親每星期僅賺10先令6便士，而我母親的小學校也只添補兩三個先令。收入十分不充足，而四磅重的面包要賣到1先令10便士，價格這樣高，他們很少有錢來為自己及其子女購買必需品。因此我們不得不滿足于非常粗糙的家常飯……馬鈴薯也非常貴，而且由于去年（1799年）夏天潮濕的關系，質量很壞。四分之一配克（一配克相當于9.87公升）的馬鈴薯（價格4便士），澆上一點煉好的板油，以及定量很少的面包，便構成了全家的正餐。”

　　工業革命初期的半個多世紀中，英國普通民眾的生活境遇大不如前。受工業革命對各種原材料的需求以及農業歉收、長期戰爭等因素影響，谷物、肉類、日用必需品價格都普遍較工業革命前上漲數倍，如小麥價格自1710年以來很少有超過45先令1夸脫的，而且好幾次都降至25先令以下，但是到1773年夏天倫敦市場上竟漲至66先令。許多地方因物價猛漲而引發窮人騷動。到1793年英法戰爭開始時，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已經很不穩定，小麥價格卻繼續攀升，1801年高達128先令，如此高昂的食物價格，使廣大工人階級的生存受到了嚴重威脅。

　　第二，居住環境惡劣。工業革命后城市化加速，大量農業人口涌入城鎮，城鎮規劃雜亂無序，公共衛生條件差，成為各類疾病的“巢穴”。1831年倫敦霍亂大流行，之后迅速蔓延，數年內感染和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工業革命時期的著名政論家兼記者威廉·科貝特親眼目睹了工業革命以后英國鄉村社會所經歷的巨大變化。其在《騎馬鄉行記》中展現了工業革命中陰暗的一面：走進村莊……然后看一看工人們住的那些悲慘的簡陋小屋，那些用泥土和草混建的茅棚，沒有窗框或窗軸，而只有鑲在土墻里的幾塊小玻璃或破爛的舊窗門。再走進去看一看那些七零八落的椅凳，那些釘起來當桌子用的破木板……看一看那些窮困不堪的居民身上披的襤褸的衣服。

　　現代工業文明的出現，將人類征服自然的欲望發揮到極致，正如杜維明指出的，現代社會把人的物質貪欲視為進步的動力和創新的源泉，從而引發人類欲望和貪婪的無限放縱。他認為要反思啟蒙和現代性，因為人類沒有必要通過無止境地追求物質財富以實現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物質財富的增長并不與人們的幸福感提高成正比。工業文明所帶來的經濟主義、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崇拜，已經給當下現代文明發展帶來嚴重困擾，資源的日益枯竭、生態危機的惡化，迫使當今的我們不得不對工業文明價值觀進行反思。現實和未來的唯一出路就是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之路，已經越來越成為全球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