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如果我們認可印刷文明很可能是兩大有機文明之間的過渡文明，至少不是終極文明，那么，想必也能接受，文明的發展軌跡未必是線性的，而是呈螺旋上升。在這一前提下，是否需要重新審視兩代文化交接的方式？

　　邵燕君：對。這就意味著我們的工作重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我們面臨的其實不是一個青春文化如何納入主流文化或者成年文化的問題，而是哺育了成年文化、主流文化的印刷文明，在媒介時代如何被引渡到新媒介的生產空間和敘述邏輯中去，通過“移民”獲得重生的問題。仍然用我熟悉的網絡文學研究領域舉例。我們不能再扮演“超然”的裁決者和教授者的角色，而是要“深深卷入”，從“象牙塔”轉入“控制塔”，通過進入網絡文學生產機制而發揮影響力。

　　一方面，“學院派”研究者要調整自己的位置，以“學者粉絲”的身份“入場”；另一方面，要注重參考精英粉絲的評論，將“局內人”的常識和見識與專業批評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一些約定俗成的網絡概念和話語引入行文中，也就是在具體的作品解讀和批評實踐中嘗試建立適用于網絡文學的評價標準和話語體系。這套批評話語應該是既能在世界范圍內與前沿學者對話，也能在網絡文學內部與作者和粉絲對話。研究成果發表的空間也不應只局限于學術期刊，而是應該進入網絡生產場域，成為“意見領袖”，或對“意見領袖”產生影響。

　　比如，如果學者們提出的網絡類型經典標準能夠影響粉絲們的辨別力與區隔，甚至在點擊率、月票和網站排行榜之外，再造一個有權威影響力的“精英榜”，那么就能真正“介入性”地影響網絡文學的發展，并參與其經典傳統的打造了。

　　我還想強調一個概念，在這樣一個引渡的過程中，傳統文化應該是“重生”而不是“穿越”。穿越是原封不動的，重生不是。目前各種居于“主流”、“非主流”的文學傳統、文學力量都要在新的媒介平臺上重新爭奪“文化領導權”。不過，“紙質文學”的“網絡移民”絕不是原封不動地“穿越”，而是要經過脫胎換骨的“重生”。來自古老傳統的“經典性”必然要穿越印刷時代，以“網絡性”的形態重新生長出來——不管經典之作何時問世，“經典性”的萌芽都被攜帶在胚胎里，而考察這一胚胎形態的生長過程才是我們今天的研究任務。

　　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會遇到一個悖論，就是深諳傳統文明、對傳統媒介文化最有傳承職責的人，因為不了解而拒斥新媒介。與此同時，伴隨新媒介成長的一代，就是我們說的網絡土著，則會因為不了解“舊文明”的特征，而對“舊文明”缺乏傳承。由此產生的就是文明的斷裂和損失。

　　文匯報：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亟需一批深通傳統文明、帶有先知性的學者，能夠對媒介革命本身的沖擊力有充分的警覺，在媒介革命展開之前，去深入了解新媒介的語法規則，從而最大可能地把舊文明的一切引渡到新媒介，在新媒介中重新生長出來。

　　邵燕君：這恰恰是每一次媒介革命都會遇到的一個悖論，就是深諳文明傳統的人因為不了解而拒斥新媒介。與此同時，伴隨新媒介成長的一代，就是我們說的網絡土著，則會因為不了解“舊文明”的特征，而對“舊文明”缺乏傳承。

　　麥克盧漢一再警戒媒介變革可能帶來的文明中斷。如16世紀古登堡印刷技術興起時，當時注重口頭傳統的經院哲學家沒有自覺應對印刷文明的挑戰，很快被掃出歷史舞臺，而隨之而來的印刷術的爆炸和擴張，令很多文化領域限于貧乏。這就是文明的斷裂和損失。倘若具有復雜口頭文化素養的經院哲學家們了解古登堡的印刷術，他們本來可以創造出書面教育和口頭教育的新的綜合，而不是無知地恭請并容許全然視覺形象的版面去接管教育事業。

　　而這種情況在今天同樣存在。比如我們大學中文系的老師，是我們這個社會特別挑選出來研習和傳承文學傳統的。但是，恰恰是因為這樣，傳統成了我們安身立命的東西，甚至和我們的審美取向、生活方式和情感關懷牢牢綁定。于是我們這些人成了最保守的傳統的捍衛者，媒介變革成為對我們的最大冒犯。這種冒犯，很容易在我們這一代人這里激發出一種拒斥心理。前段時間我去參加一個主流作家研討會，大部分是70后作家，很多人都在說不用微信。那么現在微信都如此普及了。他們為什么拒絕呢？所以你看，在媒介革命的時候，恰恰是那些對傳統媒介文化最有傳承職責的人，有可能是最保守的。他們一方面對新媒介文化不了解，同時因為不了解而認為其浮躁、膚淺，對其蔑視。

　　問題在于，媒介革命的發生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你看網絡文學，很多人會有怎么突然之間星火燎原的感覺，其實它已經成長十幾年了。漠視也好，拒絕也好，會有一天，你睜開眼睛，發現整個世界被新媒介席卷，舊世界轟然坍塌。年輕人不跟你玩了，老師站在講臺上往下一看，學生們都不聽你的了。到那個時候，曾經身居主流的成年人一下子就失去了話語權，而那些在他們手里的文明來不及傳承下來。

　　新生代根本不在乎能不能夠得到你的吸納。你看《小時代》就很明顯，它為什么要進入你的視野呢？為什么要求得你的認同呢？你不是它的目標受眾。而且它占據了新媒介的優勢。你說它淺薄也好什么也好，年輕人不再聽了。而新媒介的魅力無窮，他們根本來不及接受你傳統的東西。

　　所以，在我看來，在媒介革命來臨之際，要使人類文明得到良性繼承，需要深通傳統媒介“語法”的文化精英們以藝術家的警覺去了解新媒介的“語法”，從而獲得引渡文明的能力——這正是時代對文化精英們提出的挑戰和要求。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