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庫建設需要學術根基

李強

　　智庫又稱“智囊團”或“思想庫”，是提供智慧、生產思想的地方。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智庫無疑是一種最寶貴的智力資源，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智庫水平的高低不僅直接影響思想產品的質量，而且還關系到公共決策的成敗，乃至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因此，習近平同志強調，要“把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任務切實抓好”，“重點建設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和國際影響力的高端智庫”。

　　高端智庫的核心是聚集了一批高端人才。高端人才乃是新型智庫建設的關鍵。高端人才的衡量指標很多，但是學術水平或學術評價則是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基礎指標。因為學術、學科是一種系統的知識體系，累積了人類全部文明的結晶，是人類文明的高精尖部分。所以，高端人才大多都是學術造詣高深、在某個領域具有突出貢獻、在國際學術界擁有較大影響的著名專家、學者，因此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學術精英”。

　　智庫不等同于學術，智庫的政策研究與學術研究有很大區別。然而，兩者又有相當密切的關聯。學術是一切研究的根基，學術梳理了人類文明發展的脈絡，梳理了理論與方法的脈絡，尤其是社會科學學科，總結了人類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的諸多成果。所以，智庫研究所依據的理論與方法，往往來自學術研究的成果，智庫的思想產品都直接或間接地得益于學術研究，智庫的研究活動也都遵循著學術研究求真務實的基本精神。可以說，智庫只有與學術“聯姻”，才能夠生產出更高質量的思想成果，才能提出更高水平的決策建議。

　　當前，北京正努力建設“學術之都”，學術之都建設與新型智庫建設是一致的，并且相得益彰。一方面，學術之都建設可以為新型智庫建設提供優質的學術土壤。學術之都不僅要擁有一流的學術成果，更為重要的是要擁有優質的學術環境。優質的學術環境，不僅有利于創造優質的學術成果，而且有利于培養和吸納大量的高端學術人才，成為“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另一方面，新型智庫建設為學術之都建設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智庫作為生產思想和智慧的地方，匯聚了大量的高端人才或學術精英，他們都是學術之都建設不可或缺的智力資源。

　　（項目名稱：北京建設學術之都的政策研究）

法治政府建設的主要路徑

許傳璽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國法治政府建設應當進入一種新的發展階段。

　　法治政府建設應由實踐理性向理性實踐演進。人們可以從自身和他者的經歷與試錯中吸取經驗教訓,獲得實踐理性，并以此指導進一步的實踐，減少試錯成本，促進實踐的理性化，從而產生理性實踐。這一規律也反映在我國的法治政府建設上。早期的法治政府建設，大體遵循了實踐理性的路徑，強調“摸著石頭過河”、“先行先試”。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我們應當更強調法治政府建設的理性實踐，強調“頂層設計”和“凡屬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據”，強調“完善行政組織和行政程序法律制度，推進機構、職能、權限、程序、責任法定化”。

　　法治政府建設應當從形式法治向實質法治演進。早期的法治政府建設更多地強調職權法定、遵守法定程序、內容合理等，這是形式法治的核心要求。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法治政府建設除了遵循上述要求外，更應強調行政權力的產生與運行必須以公平正義為追求，這一點尤其表現在行政職權本身設定的合理性、行政程序內在的科學性上。行政職權設定的合理性，需要通過深入推進行政體制改革，建立政府、社會與市場之間關系的動態調整機制來解決；行政程序的科學性，則要求構建民主與科學導向下的正當程序，包括利益沖突的預防和處理機制、議程設定的民主化、決策過程的公開化、同行評審等制度的確立。

　　法治政府建設應從單邊突進向系統治理演進。從2004年《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2008年《國務院關于加強市縣政府依法行政的決定》，到2010年《國務院關于加強法治政府建設的意見》，我們的法治政府建設采取了一種政府主導、內部推動、自我限權的模式，主要是從政府的內在視角來建設法治政府。這種模式在理論和實踐上面臨著動力不足、信息不對稱、規范性不足等諸多難題。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背景下，我們更應當強化法治政府建設中的系統治理。首先，應當堅持和完善黨對法治政府建設的領導，健全黨領導法治政府建設的體制機制；其次，應當通過程序建設，實現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的理性化、規范化；再次，應當進一步健全監督機制，實現政府信息公開。

　　（項目名稱：北京市法治政府建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