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人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黨章和法律是什么關系？”朱教授表示，兩者本質上是一致的。執政黨領導人民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黨也要在憲法法律范圍內活動。社會主義法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必須依靠社會主義法治，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執政黨要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維護法律的權威，保證法律的實施，否則憲法和法律就不可能在全社會獲得真正的權威。

　　法律制度和執政黨的制度，兩者要聯系在一起考慮，這也是四中全會提出的一個亮點。朱教授強調，我們不學西方多黨制。黨領導立法，黨的一切政策，都圍繞依法治國這個中心。把黨的大政方針上升為法律，保證執法，帶頭執法。在中國，黨的紀律檢查和監督系統是不可缺少的。

　　賈康：以財力規范政府該做什么

　　“‘現代國家治理’這個核心理念，是中國人在過去所有的追求和逐步形成的現代化認識基礎之上，承前啟后、聚焦到全面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的追求上提出來的。”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賈康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把“現代國家治理”、“現代市場體系”以及“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結合在一起，引出了作為基礎支撐的“建設現代財政制度”的要求。《決定》中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這在如此高規格的文件中是第一次，但完全符合學理，是嚴謹的表述。

　　賈康認為，財政可稱為政權體系“以政控財”、“以財行政”的分配體系，處理的是公共資源配置問題，而公共資源配置的優化一定會拉動和影響整體資源配置的優化。財政預算體現國家政權活動的范圍、方向、重點和政策要領，以財力安排規范政府該做什么、不做什么，既不越位、也不缺位，使政府能“更好地發揮作用”——這種所謂從公共資源配置中規范政府職能的合理化，當然要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基礎，這完全符合經濟學知識和邏輯演繹分析，沒有任何夸大。

　　因此，推進現代財政制度的構建，也是要對應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旋律，為全面改革作支撐。這是對財政服務全局的重大考驗，也是對整個中國完成現代化轉軌的歷史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