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APEC行動推動了中國的改革發展

　　在APEC框架內，中國通過多種多樣的單邊行動、集體行動、雙邊行動和經濟技術合作，推動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和貿易投資自由化，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改革。

　　中國在關稅和非關稅削減、服務業開放、投資與貿易便利化行動中，在進出口管理體制、外匯管理體制、金融監管體制、投資管理體制以及相關法律制度方面進行了大量改革，以滿足中國推動貿易與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需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APEC內的規制合作成為中國進一步深化經濟改革的外部推動力。APEC規制合作于2011年美國領導人會議正式提出，已經成為APEC合作的核心內容。規制合作，是指不同國家在雙邊、多邊與區域合作層面為促進規則設計、監管、實行及事后管理的合作，并最終實現跨境規則趨于一致的、正式或非正式協議與組織安排。而規制合作已經成為美國主導的TPP與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系RCEP的重要談判內容。這種規制趨于一致，涉及到我國經濟與政治體制中的很多關鍵環節，也是我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重頭戲，涉及到經濟、貿易、法律、金融等各方面的制度體系改革。擴大和深化APEC合作，積極參與規制合作，前提是推動我國在經濟、貿易、法律和金融各種體制下的市場化改革，深化改革迫在眉睫。

　　規制合作也為我國的經濟與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方向參考。在區域規制趨于一致的目標下，建立在各國基本國情基礎上的各種規則安排便是規制合作的重要內容。在相關領域的改革中，我們便可以參考趨同的規則標準來推動變革。同時，在規制合作中我們也可以積極參與到國際規則制定中，并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揮主導作用。中國改革的成功經驗和進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可以成為很多APEC國家學習和借鑒的樣板。中國改革模式在APEC框架中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2014中國APEC戰略集中體現了中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戰略

　　2014年中國北京舉辦APEC峰會，成為中國APEC戰略大調整的一個標志。中國APEC戰略調整表現為：中國從一個參與者向一個領導者轉變；從被動性和應對性向主動性和引領性轉變；從規則接受者向規則制定者轉變。一言以概之，中國開始了APEC會議中的大國方略。而這一大國方略與中國啟動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時代緊密相連，全面改革的大國戰略與全面開放的大國戰略環環相扣。

　　2014年APEC北京峰會啟動亞太自貿區建設是APEC的一個歷史性突破，也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外部推動力。

　　為了全面深化改革，進一步推動對外開放，應對新形勢下的區域經濟合作需要，我國去年啟動了上海自貿區建設。上海自貿區建設是新時期深化改革開放的產物，要進一步深化改革，推動對外開放，需要在很多重大領域形成突破，破除現有制度障礙。上海自貿區是中國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實驗區。一年以來，上海自貿區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經驗，很多實驗已經在全國推廣，或者正在考慮在全國推廣。上海自貿區也在加大實驗的領域和力度，全面改革和開放的時代即將來臨。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利率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國改革速度的加快，為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奠定了基礎。同時，深化改革也遇到一系列困難和阻力，通過加快對外開放步伐，由開放促進改革、消除改革障礙是中國對外開放戰略的歷史使命。在這樣的背景下，2014APEC北京會議提出啟動亞太自貿區建設，并通過了亞太自貿區路線圖。亞太自貿區建設，需要國內較高的市場化水平與開放水平相對應。啟動亞太自貿區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成就，將載入APEC史冊，同時也將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帶入一個新的時代。

　　互聯互通是核心議題之一，即加強APEC成員之間的公路、鐵路、航路、規則、機制的互通互聯。會議提出，以惠及太平洋兩岸成員為目標，以硬件、軟件和人文交往三位一體為特征，積極推動制定《APEC互聯互通藍圖》，為亞太長遠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互聯互通不只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也是機制和規則的合作，是打破設施障礙、機制和體制障礙的重要舉措。互聯互通的建設中，我國必然要加快破除國內行業壟斷，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加快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撤出不合理行政審批事項，加大破除行業阻隔、區域阻隔的障礙，推動規則的區域趨同化與一致化。

　　應該說，2014年北京APEC峰會將APEC帶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一個體現中國大國發展戰略的時期，也標志著中國進入全面深化改革與開放的新時代，一個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對外開放，實現中國夢的時代。

　　【參考文獻】

　　①孟夏：《中國與APEC合作：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亞太區域經濟合作發展報告2014》，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②戴金平、張成祥：《漸進式金融改革：發展與修正》，《南開學報》，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