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講述中國自己的故事，轉變西方學術話語體系

　　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作為中國人獨特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與方法論，作為中國人自我發展追求自己理想生活的理論表達，從形式到內容都應當是具有民族特征的。具有民族性的學術話語，首先應當是對百姓日常話語的尊重，既與日常生活話語中的那些古老且又鮮活的價值內涵相一致，又反映著百姓的現實要求。其次應當以中國人為本，解決中國立場、中國眼界中的問題。再次是總結提升中國經驗，探索中國未來發展的種種可能。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到，學術話語不是現實或大眾情感的直觀描述，也不是“就事論事”的具體行為設計，它對現實和問題的把握必須站在普遍性和反思性的高度上，它的理論形態必須是概念的體系，它的問題、問題闡釋及研究方式不僅來自于民族的文化與學術傳統，更多地受益于人類思想文化的歷史發展與當代知識的整體狀況。

　　雖然中國文化的獨特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原創性決定了中國實踐與西方現代理論有著巨大的差別，但西方的現代學術話語又是我們必須借鑒的。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當代哲學社會科學成果大量傳入國內，國內對于西方的學術也有了相當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這為推進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但實際上，西方學術話語在中國有著三種境遇：其一，被當作與現實無關的純粹知識體系來對待。一些學者以一種無立場的態度力圖客觀公正地對其展開研究。這種研究與中國現實無關，最終導致中國問題的學術構造與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分裂；其二，有些人執著于學術研究與意識形態的機械統一，用政治語境限定學術語境，以意識形態為評價西方學術的唯一話語，往往滿足于對其作簡單化庸俗化的批判；其三，被當作普世性的現代“圣經”加以崇拜，被當作中國學術話語的樣品和中國學術發展的理想。不少理論工作者嚴重脫離本土文化傳統、歷史基礎和實踐根基，無論是概念、理論、框架，還是研究方法、研究風格、問題領域、思維模式，都嚴重脫離了中國的現實語境，只會“照著說”。“照著說”的結果就是中國學者本應當具有的歷史感、現實感和實踐感再度流失，進而嚴重破壞了中國學者的創造性和創新性。

　　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一定的社會條件。在西方是適用的理論，不見得適用于中國。現代西方的學術話語是現代西方人的存在方式，它源于西方民族獨特的精神與文化傳統，圍繞西方社會歷史和現實的問題而建立起來，展示的是由西方的文化路徑所決定的理想前景。歷史和現實都在證明，生搬西方的學術話語，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反而會為中國的發展帶來無窮的困惑與危機。西方學術話語的中國轉換，目前應當注意以下問題。

　　其一，從歷史演進來看，西方話語體系用于指導和解釋20世紀50年代以來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的發展時遭遇了嚴重的困境和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非洲、拉丁美洲、南歐、亞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蘇聯、東歐等一系列僵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體制崩潰后的轉型國家，模仿西方國家發展道路，按照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指引，使用西方話語體系，不僅未能實現迅速融入西方國家體系，而且陷入發展困境。歷史實踐反復證明，以西方歐美經驗為主體而建構自己的話語體系，是不顧現實與國情，對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對西方話語體系進行簡單模仿甚至直接移植的做法，不能真正解決各個國家的特殊問題。

　　其二，在學術層次上回應西方對于當代中國理論與實踐的歪曲和批判。近幾年，有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和外向型經濟已經背離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在造成國內兩極分化的同時，也強化了區域間的競爭和壓力，并引起不同國家工人之間的疏離和仇視，因而對于國際工人運動和世界社會主義實踐是一種消極的力量。美國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把中國的經濟組織形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美國學者蓋伊·索爾曼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解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澳大利亞學者羅恩·卡利克把“中國模式”描述成這樣一個較為簡捷的公式，即“經濟自由加上政治壓制”。諸如此類的認識都要求我們以中國人的立場和生活體驗為基礎作出理論上的反擊。

　　其三，西方現當代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研究目標、研究對象、問題闡釋方式呈現的多樣性特征，形成復雜繁多的成果，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理論視野，值得中國學術界認真對待。例如，中國人可能無法接受現代西方學術中精密細致繁瑣的語言分析方法和理論闡釋方式，但語義的敏感性訓練是需要的；可以不同意西方環境倫理學的一切自然存在都具有內在價值的獨斷，但必須深入研究其所提出的對待環境的“不作惡”、“不干涉”、“忠誠”、“補償正義”等基本原則；可以不同意西方后現代主義理論的基本觀點，但卻需要高度關注差異性和特殊性，正視群體內部的矛盾沖突；可以批判實用主義的價值相對論，但必須認真對待其近年來所提出的建立開放的社會科學的構想；等等。在此，轉換西方學術話語的目的在于推動中國學術的自我創造，從而使中國學術具有時代性水準與實踐價值。

　　其四，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對于西方現實社會的批判以及人類未來發展的探索，未必具有全部的真理性，但有助于我們看清西方發展中存在的更深層次的問題，看清中國與世界的全面的復雜的關聯，所以值得我們理智地對待。

　　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構的過程必然是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創新過程。中國道路、中國理論、中國制度的原創性和獨特性需要在哲學社會科學的原創性中展現出來。中國學術需要深切地表達中國價值觀念的分量、思維成熟的程度和對人類社會探索實踐的偉大創造，并以此構造自己的根基、靈魂和風格，形成自己的新觀念、新范疇、新表述，從而在自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同時，真正提高我國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學術話語權，讓世界了解中國理解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