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公共政策研究所 黃建安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環境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必須按照系統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態文明建設”，“把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多層次多維度的復雜問題。環境問題從根本上說，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不能僅僅停留于技術層面，還須走多維治理的道路，從源頭上扭轉生態環境惡化的趨勢。

　　政治層面必須加強全球合作

　　全球化是當今世界發展所處的客觀時空環境。全球化既有好處，也有壞處。現代性全球擴張，帶來全球性的環境惡化問題，就是其后果之一。西方現代性，以主客二分作為哲學基礎，它通過現代技術把自然視為人類征服、掠奪的對象。資本主義現代性從一開始就與大規模的環境破壞相聯系，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就是全球環境破壞的歷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擴張過程中，不僅破壞本國的環境，而且通過大肆消耗、掠奪資源，輸出發展主義觀念及以此為基礎的結構調整方案，轉移污染產業等，破壞殖民地和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大氣和洋流的全球流動，使得全球環境和氣候息息相關，任何國家都不能隔岸觀火，在全球環境問題面前獨善其身。既然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是全球化的，環境問題的治理也需要全球各國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加強全球合作和共同行動。近代工業革命爆發200年來，發達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占全球排放總量的80%。發達國家應當對歷史負責，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理應承擔更多的責任。為此，從根本上說，打造一個更加多極化的世界，加強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改變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將更有利于全球生態環境問題的解決。

　　經濟層面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

　　當前，世界正處于信息經濟或者說后工業經濟時代，非物質經濟在經濟生產中占據著主導地位。非物質經濟是以知識、信息、情感和交際活動作為生產內容的，因此一些學者認為，非物質經濟使得生態環境問題迎刃而解了。這種觀點沒有從根本上弄清楚引起生態環境問題的癥結所在。這些人忽視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上，資源利用率的提高也始終伴隨著經濟規模的膨脹，所以也始終促使環境在不斷惡化。 “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高并不必然減少能源消費，它往往意味著更多的消耗，會加速資源枯竭的速度”，這就是所謂的杰文斯悖論。實際上，非物質經濟并非不消耗物質資源，非物質經濟并非沒有污染，非物質經濟也沒有打破杰文斯悖論。非物質經濟對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的滲透只是一種知識、技術“包裝”，只是對生產活動某些環節的智能化而已，它仍然需要消耗資源、能源，排放廢物，存在著污染環境的可能。

　　毋庸置疑，在生產不持續擴大的情況下，技術的進步對于環境問題的解決有促進作用。但是環境問題的解決，并不是簡單的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很多污染問題，就技術來說已經不成問題。環境問題的關鍵在于技術的推廣和污染產業的控制都被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邏輯所遏制。因此，要徹底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從根本上說，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即不能僅僅依靠技術，還需要調整社會經濟制度本身。要打破現在仍然適用的杰文斯悖論，與環境建立可持續關系的社會生產方式，必須超越資本的邏輯，必須“沿著社會主義方向改造社會生產關系。這種社會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潤而是滿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會生態可持續發展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