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集體經營制度在小崗村產生與大寨截然相反的結果呢? 反思這一問題，會有助于我們可以理性地看待農村典型，更重要的是，讓我們認識到國家政策與村莊特質之間的關系及效應。

　　集體經營制度之所以在小崗村顯現出負效率，與小崗村強烈的個體主義取向的村莊特質有著較大程度的聯系。在集體生產中，農戶及社員之間有著被他們稱為“搗”的行為傾向，即搗亂、相互拆臺與不合作的特點。在分田單干前夕，小崗村 20 戶人家，就分成 8 個組。其中第 6 組由嚴家琪、嚴俊昌和嚴美昌三戶父子組，三戶勞力數基本相等( 2個) ，所以就不記工分，但是干了沒多久，大家都說自己吃虧了。［10］小崗村也曾嘗試更換集體領導，幾乎每戶都有人當過隊長，但農業生產都沒搞好。所有這些充分反映出集體生產在小崗村根本沒有社會文化基礎，強制推行這一制度使村內的社會關系變得更加復雜和緊張。

　　盡管上級政府不斷向小崗村派去蹲點干部，指導并督促集體生產，但是這種外界力量嵌入村莊之后，不僅不能修復村莊的自然社會關系，而且還加劇了村內關系的失衡。

　　在小崗村，正是采用各種辦法都無法解決集體生產中的矛盾和無效率問題時，在國家政策不變的背景下，小崗農民面臨著兩種選擇: 一是延續集體生產中的紛爭，繼續承受溫飽問題的困擾; 二是反抗政策，分田單干，告別集體紛爭和饑餓的困擾。

　　1978 年秋后的一個晚上，小崗生產隊 18 戶( 2戶單身戶未參加) 戶主被召集在一起開會，商討他們的前途選擇問題。一是迫于小崗集體生產上不去，溫飽問題解決不了的殘酷現實，二是因為農民也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嗅到”改革開放的氣息，所以，他們作出了違反當時國家政策的選擇，決定私下分田到戶，實行“大包干”，并在“協定”上共同按下了鮮紅手印。

　　小崗村之所以因私下協定拆散集體實行單干而成為中國農村改革的典型，同樣也有結構和建構因素的作用。在小崗村這個典型中，作為典型的原型所具有的一些特質是其成為典型的基礎。小崗村的特質主要包括: 一是強烈的個體主義與反集體傾向，也就是小崗村農民有很強的單干傾向，使得集體生產無法改善; 二是集體經濟中的特困村，集體化后小崗村淪為有名的“三靠村”，備受政府關注; 三是特別的包干到戶“協定”，即小崗村 18 戶農民按下紅手印的分田到戶的私下協議。這份特殊的“協定”既是他們行動的歷史見證，又是社會建構的良好素材。

　　歷史地看，小崗村典型的建構過程主要與三個因素有密切關系: 一是改革開放的起始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已成為歷史的潮流。但是，各個領域究竟如何改革、改革的效果究竟怎樣，都需要基層實踐的探索，也需要實踐來檢驗。小崗村的實踐正好為農業領域的改革提供了一個典型、有力的榜樣。

　　二是改革派的認可和支持。小崗村之成為改革典型，與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的認可和支持是分不開的。要對實施 20 年的農業集體化政策進行改革，在當時既有來自意識形態的壓力，又有來自實踐方面的壓力。而作為致力于發展農業和農業改革的地方政府領導，萬里對小崗村農民勇于改革而且實際上也改得很好的包干到戶做法給予了肯定和支持，并表示“批準干三五年”。

　　三是中央媒體的傳播。1980 年后，有關安徽省鳳陽縣農業生產豐收及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報道及通訊在黨報及其它中央媒體上越來越多的出現，這一方面是宣傳和推動改革開放思想，另一方面也讓外界更多地了解到鳳陽縣小崗村。隨后，參觀訪問小崗村的人隨之增多。當地政府在接待外來訪問者的同時，也就順勢將小崗村作為中國農村改革典型而加以建構和向外推介。此外，還有較多政治和社會力量以視察、援助或投資的形式參與到典型的建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