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明

　　重要的是構成中國問題的基本經驗，但是如果我們只是依循于“外部反思”，那么這種經驗就根本不可能構成。深入到中國的社會現實，獲得學術上的自我主張，正是當代中國學術的根本任務。

　　今天的議題是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我想，所謂中國學術話語，并不僅僅是去發明或生造一套概念體系，也不是將當代的學術術語翻成中國原來的術語。其本質的核心應當是，中國學術要從對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進入到它的自我主張。

　　首先，所謂成熟的學術都必須經歷從學術狀態到自我主張的決定性轉折。一般來講，學術上的整體進展都采取這種形態。比如近代哲學，最初就是在理性神學的框架中逐漸形成的，當時的哲學被稱為“神學的婢女”。但是從笛卡爾開始，我們可以認為哲學獲得了它的自我主張，近代哲學就在這個時候開端，所以笛卡爾被稱為“近代哲學之父”。同樣，歷史學原先一直模仿它的“長姐”——自然科學，只有到新康德主義時代，李凱爾特、文德爾班等把事實科學和價值科學區分開來，歷史學才獲得它的自律性。此外，比如政治經濟學，一開始的重商主義、貨幣主義，被稱為“經濟學前史”，也就是完全處于一種學術上的“學徒狀態”，并未獲得自身的真正立足點，只是由于配第和魁奈的杰出貢獻，我們方能說政治經濟學是獲得了它的自我主張。

　　當我們談論當代中國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時，我認為最基本的，便是從原先對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逐步取得它的自我主張。中國自近代以來不斷對外學習，學術上基本是處于“學徒狀態”；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面臨巨大的學習任務，主要也還是采取對外學習的方式。所以，盡管情況正在發生某些微妙的變化，但中國學術總體而言還是處在對西方學術的巨大依賴中，這是中國學術目前的基本情況。

　　第二，學徒狀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標志是“外部反思”的思維方式。所謂外部反思，哲學上可以這樣來表述：作為一種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從不深入到事物的實體性內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則，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這種外部反思是學術上的“學徒狀態”的一個非常確切的特征。僅僅知道外部反思者，對于特定的實體性內容實際上并無主張，但是他懂得一般原則，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則運用到任何內容之上。我們對外部反思的形式其實非常熟悉，它通常就是我們稱之為教條主義的東西。

　　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最初也是對外學習的，早期學習蘇聯。當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對外學習方面走在前列，一口流利的俄語，馬恩列的經典倒背如流且對俄國的經驗爛熟于胸，這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批學者采取的基本方式就是外部反思，所以他們認為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就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其結果當然是一次又一次失敗。這意味著他們完全處在對蘇聯馬克思主義的“學徒狀態”中，還完全沒有自我主張。直到中國共產黨人終于意識到，中國的問題不同于蘇聯，中國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裝起義，而是農村包圍城市。只是到這個階段，中國共產黨對于馬克思主義的把握才開始獲得它的自我主張。

　　就此而言，我認為中國今天的學術總體上也還處于對外部學術的“學徒狀態”，一般來說也還是采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我的判斷是，今天中國學術界的狀況，比起“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也許有過之而無不及。只不過那時的教條來自蘇聯，而今天的抽象原則來自西方。外部反思的方式是學術上“學徒狀態”確定無疑的標志。黑格爾對外部反思有過清晰的批判，他說：外部反思不僅從屬于主觀思想，而且不過是詭辯論的現代形式，是浪漫主義思想及其虛弱本質的病態表現。他把僅僅知道外部反思的學者叫做“門外漢”。黑格爾認為拿破侖功績卓著，是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天才，但是拿破侖犯過一個錯誤，“他想把法蘭西的自由制度先驗地強加給西班牙人”，結果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失敗了。我們真得好好想想，法國和西班牙之間有多大差別？如果我們今天要把美國的制度先驗地強加給中國人，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要言之，我們在學術上多大程度依賴外部反思，我們也就在多大程度上還是處于“學徒狀態”。要真正能夠建設我們自己的學術話語體系，就必須從學術上的“學徒狀態”進入到它的自我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