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　李佐軍

　　●尊重經濟規律，順應經濟增長的態勢，不要過度阻止經濟速度的調整。在順增長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一定的經濟風險，因此要做好防范、控制和化解風險的工作，將風險控制在一定范圍內，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當前比較緊迫而重要的改革是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財稅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壟斷行業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推進這些改革要采取合理的改革方式，一方面要搞好頂層設計，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調動基層各個方面的改革積極性和創造性。

　　新常態是近來頗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對于新常態的解釋也有許多，解讀新常態，厘清新常態的諸多問題，對于我們邁向新常態，實現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常態需從四個方面理解

　　顧名思義，新常態是一個新的、與過去不完全一樣的狀態，“常態”是指經常的狀態，是相對穩定的狀態。具體來說，可以從經濟增長的速度、結構、質量和制度環境四個方面來理解新常態。

　　首先，從經濟增長速度來看，新常態是指經濟增速要從過去的高速增長轉為今后的中高速增長。過去三十多年，中國經濟保持了9.8%左右的高速增長，這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2015年到2020年，中國經濟可能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長，根據筆者的分析，2020年到2030年可能只有4%—6%的低速增長，2030年以后將降為2%—4%的低速增長。為什么2030年以后只有2%—4%的低速增長？因為屆時我國也已成為發達國家，大家看到,當今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速能達到2%-4%就不錯了。為什么未來幾十年是一個逐步下臺階的過程呢？原因如下：一方面，是基數效應的作用，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么一個大的基數上再增長跟以往是不一樣的。另一方面，未來經濟增長要受到四個方面的約束：一是人口的約束，人口紅利減少了，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了，“劉易斯拐點”到來了，無限供給的農村富余勞動力減少了；二是資源環境的約束，資源越來越短缺，環境壓力越來越大，部分地區的霧霾越來越嚴重，在這種資源環境的約束下，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通過大規模消耗資源能源來實現高速增長；三是刺激政策效應下降的約束，即通過刺激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沒有以前那么大了，過去多年我們通過凱恩斯式的財政貨幣政策維持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產生了很多副作用和后遺癥，顯然今后難以再實施那么多的強刺激了；四是國際環境的約束，在以往中國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不是太高的情況下，國際社會敞開懷抱歡迎中國加入國際大家庭，但當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老二后，國際環境顯得更嚴峻了。

　　其次，從經濟結構來看，新常態是指經濟結構將逐步優化。主要表現在：從過去以工業為主的結構轉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結構，從以低附加值產業為主的結構轉為以高附加值產業為主的結構，從“三高”行業占比較高的結構轉為“三高”產業占比較低的結構。同時，財富分配從國富轉向民富，從少數壟斷行業富裕轉向多數行業共同富裕，從少數人暴富轉向多數人共同富裕。總之，經濟新常態下的經濟結構是現代服務業、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居民收入為主導的結構。

　　第三，從經濟質量來看，新常態意味著經濟質量的提高。從過去以“三高”（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為特征的粗放發展，轉為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的不斷提高。同時，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也要由原來主要依靠“三架馬車”——出口、投資、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轉為今后更多地依靠“三大發動機”——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來拉動經濟增長。其中，制度變革就是改革，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產業轉型升級等，要素升級是指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增加、信息化等。這三個方面正好對應著新一屆中央領導強調的釋放改革紅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三個方面，簡單說就是改革、轉型、創新。

　　第四，從經濟制度環境來看，新常態意味著制度環境的新變化。具體表現在：政府要簡政放權，從原來的權力型政府轉向服務型政府，由經濟型政府轉向社會型政府；市場要由原來的初級市場經濟、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甚至帶有某種權貴性質的市場經濟，轉為現代法治市場經濟；企業結構也要從原來主要依靠公有制企業來拉動經濟增長，轉向主要依靠非公有制企業和混合所有制企業來拉動經濟增長；權力結構由原來的人治，轉向現代法治，實施依憲治國和依法執政。

　　目前，中國經濟還不是新常態，而是處于向新常態過渡的過程中。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階段更準確的判斷是：正處于經濟增速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新一輪改革啟動期四期疊加的時期。真正的新常態應該在經濟底部已經探明、經濟泡沫問題基本解決、新的增長點開始形成、改革紅利開始集中釋放、經濟開始出現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狀況后，才會真正出現。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向新常態的平穩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