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開局之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關鍵之年，我們需要拿出舉措，激發潛在動力，尋求新突破。為此，我們特邀四位學者，圍繞科技創新中心、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社會治理和文化發展四個重點領域，展望2015年上海改革發展圖景。
科技創新中心的最終使命是增進福利，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全面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那么，誰是這個資源配置過程的組織者？答案是唯一的，是企業家
——陳憲
2015年，上海自貿試驗區進入中局制勝的第二年建設期。在第二年建設期，上海自貿試驗區需要繼續準確把握國家戰略意圖，圍繞核心任務和基本原則推進建設，繼續為我國擴大開放和深化改革探索新思路和新途徑，做好制度創新試驗
——趙曉雷
迪士尼樂園不僅僅是一個世界級的主題公園，也是上海智慧、海派活力與國際經典、娛樂文化名牌的對接。展望2015年，上海文化建設應當把握好幾大趨勢：第一，文化與科技融合發展。第二，文化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第三，文化與空間融合發展，打造文化戰略空間板塊
——花建
在創新中探索與新時代、新結構、新趨勢相適應的社會治理體系，重點關注以下三重戰略：一是邏輯轉換戰略；二是結構創新戰略；三是空間拓展戰略
——劉建軍
科創中心建設呼喚企業家精神
■陳憲
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是上海建設“四個中心”和全球城市的題中應有之義，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已經毋庸置疑。
如何理解科技創新中心的內涵？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其中的“創新”。“創新”有三層涵義：其一，科學意義上的創新，就是發現，發現新的規律和知識；其二，技術意義上的創新，就是發明，發明新的工具、材料、配方等；其三，經濟學意義上的創新，就是變革（英文是innovation），變革現有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組合，對它們進行革命性抑或破壞性的重組和再造，使資源配置的效率不斷得到提升和優化。
這三重意義上的創新，都需要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制度是其中的核心要件。例如，無論科學的發現，還是技術的發明，都需要資源投入，但不同的激勵制度，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發現和發明效果。又如，技術發明是否活躍，還與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密切相關。再如，實踐表明，創業創新的成功率在不同程度上與制度環境相關。所以，我們應當在這三重創新以及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條件整合的意義上，理解科技創新中心的內涵。
科技創新中心存在三個基本主體：科學家、工程師和企業家。從我個人理解來說，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最終使命是增進福利，以最有效率的方式、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全面增進人類社會的福利。那么，誰是這個資源配置過程的組織者？答案是唯一的，是企業家。當然，企業家也有各種類型。有沒有來自于科學家、工程師的企業家，也就是集科學家和企業家，或工程師與企業家于一身的企業家？有，但很少。這是因為，企業家才能是一種特定能力，以一定的概率分布于人群中，通常還要在多重試錯——創業試錯、需求試錯、人格試錯——后能夠為“對”的情況下，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家才脫穎而出。所以，企業家是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也是一種精神——冒險精神、創業精神和創新精神，簡言之，企業家精神。這也就不難回答為何來自于科學家、工程師的企業家很少的問題。
由此，可以將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歸結到主體與環境這一對關系上。盡管這一對關系的提法了無新意，但是，還是需要進一步厘清創業者、企業家和政府在建設科技創新中心過程中各自的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找到科創中心的突破口。在現實生活中，企業家的重要性無需贅言。然而，不同的文化傳統和體制（制度）環境，會直接影響創業者和企業家的成長。或者說，在不同的文化傳統或體制環境中，創業試錯、需求試錯和人格試錯的可能性有大小之分，成功的可能性更是有大小之分。所以，外部因素的優化和改善，將提高創業者、企業家試錯和成功的可能性，這對于科創中心建設的重要性同樣不言而喻。
產業化是建設科技創新中心和全面增進社會福利的中間環節。因此，對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來說，科學家、工程師的創新（準確地說，就是發現和發明）是企業家創新的組成部分。更準確地說，科學家和工程師的創新成果，是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的投入要素。產業化的核心問題，是連接需求和供給。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為主要內容的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無論是需求導向，還是供給創新，都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特征，概括地說，能否通過供給創新將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成為問題的關鍵。近些年來，企業家中出現了一種新的類型，就是各種產業投資基金的投資人，亦可稱為投資型企業家，他們在把握和發現新的需求方面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高度重視創業者、企業家或投資型企業家的創新，集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模式創新和管理創新的供給創新，由此不斷改善供給能力和供給結構，以實現全面增進社會福利的使命。
政府在建設科技創新中心中的作用如何定位？這實質上是一個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上海市主要領導在談到建設科技創新中心時指出，創新不是“管”出來的，而是“放”出來的。此言甚是。重要的問題是，現行體制中的政府，對“管”比較有經驗，盡管這些經驗已經大部分過時，而對如何“放”則不甚了了。這一方面需要從體制改革、制度創新入手，建立政府權力清單制度，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另一方面，也提出了政府官員思維方式變革、知識結構完善的要求。因為事在人為，體制、制度的變化和人有關，具體的政策性操作更與人有關。我們期待這兩個方面都發生積極的變化，以適應上海建設科技創新中心的需要。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