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林毅夫認為，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在8%左右。在中國經濟連續十多個季度增長減速的背景下，林毅夫的這一預測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反對的經濟學家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社會矛盾尖銳、生態環境惡化、市場機制受到抑制，這些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未來中國經濟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認為，作為發展中、轉型中的經濟，中國固然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但是，最近四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則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國經濟的內部仍然存在保持一個較高增長速度的潛力和條件。從后發優勢的理論看，中國雖然經歷了連續35年的高速增長，但由于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較高發展速度的潛力還很大。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它反映了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以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我們只有美國的21%。同樣是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國21%時，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均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林毅夫以此推論，從2008年起，中國有20年8%的增長潛力。當然，他同時強調從增長潛力變為增長現實，需要通過堅忍不拔的改革來實現。

　　四是如何理解經濟發展的動力。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之于世界經濟的“失衡”，他的“再平衡”政策，要求西方發達國家減少消費、增加投資，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增加消費、減少投資。美國、日本和歐洲的發達國家推行伯南克的“再平衡”政策，紛紛陷入蕭條和停滯的狀態。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國內不少經濟學家在危機中均持與伯南克相似的觀點。而林毅夫力排眾議，從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出發，主張中國繼續用投資拉動增長，認為發達國家走出危機的辦法則是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提高發達國家的需求。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這一看法。

　　從總體上說，現有的這些質疑并不構成對新結構經濟學的顛覆，有的質疑多多少少還停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觀上，沒有注意到國際潮流的新挑戰。當然，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論，新結構經濟學還有待進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比如，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和政策頗為清晰，但方法論上還需提升。從理論上說，一個基于新古典經濟學靜態比較優勢分析邏輯來演繹和處理經濟結構演變升級和經濟收斂的動態過程，還需要做更多的基礎性工作。如張軍所說，在現有的發展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大都是去超越靜態效率最優化的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結構動態變化和轉型升級的經驗現象，而新結構經濟學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思維框架則是堅守而不是超越靜態的比較優勢學說，因此，在理論上如何把基于靜態效率的比較優勢理論，經由要素積累、稟賦結構變化，推演到整個產業結構變化升級的領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理論工作。又如，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研究，除了作一般的理論推論外，也有必要深入到人口條件、市場狀況、自然環境、資源約束、資金積累、人力資本改善、創新激勵等方面，以得出更深入和更堅實的預測。當然，這樣來要求林毅夫顯得太苛刻了點，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家共同來完成的工作。事實上，已故經濟學家鄧英陶關于國土整治、西部開發、水資源調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態建設所作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就體現了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再如，如何把增長潛力變為現實，這是一個比研究增長潛力更重要的問題。許多發展瓶頸需要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來加以克服，如何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如何在危機后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問題，新結構經濟學在這方面的討論還不夠充分。許多國家，比如日本經濟就是在高速增長后未能很好地克服系統性風險，并且在危機爆發后未能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而陷入停滯的。

　　新結構經濟學是至今為止，中國經濟學家基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對經濟學理論，尤其是發展經濟學理論做出的重大貢獻，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的前沿水平，它也引起世界經濟學界的重視，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中國經濟學界很多人都認為，林毅夫是可以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平等對話的中國經濟學家，也是最接近又最有可能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皇冠的中國經濟學家。對于這一點，林毅夫則顯得低調而坦誠。今年8月，我向他提及這一話題，并說在我看來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這些成果的重要意義，已經不低于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了。他回答說中國經濟學家獲得諾獎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就學術環境而言，我們還缺乏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諾獎現有的學術評價的標準和體系以及投票機制，也還不利于中國經濟學家完整地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評價。這些都需要包括中國經濟學家在內的方方面面持續不斷的努力。我還在想，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應該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不能迷信它，要試圖超越它。與林毅夫的談話，讓我感到他看重的不是新結構經濟學能否獲獎，而是能否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時代的到來，盡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和擔當。

　　幼時，當中學語文老師的母親常要我誦讀《論語》，讀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時，頗為不解，為什么圣人要站在河邊上發議論呢？如今，白發染鬢，方知歷史就是一條長河，每個人既在長河之中，也在長河之上，你在書寫歷史，歷史也在書寫你。林毅夫有創見的發展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發展歷程中一泓清流，當代經濟史也會為他的思想理論記上濃濃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