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世界政黨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王長江

　　核心觀點

　　●試想一下，手中掌握著很多權力，但又不需要負相應的責任的機構，改革的動力在哪里？

　　●我們現在說改革要于法有據，很多部門都會把自己部門的利益納入這個“法”里面，改革就會名存實亡。

　　●每個單位都有決策權，每個單位都有執行權，每個單位自己監督自己，又是裁判者，又是運動員，結果仍然無法制止權力的濫用和由此滋生的腐敗。

　　●部門參與決策，甚至部門立法，就不可避免地會把部門利益帶進決策，把決策過程變成部門之間的相互博弈，討價還價，這會使改革變形。

　　大力支持改革，讓基層去試去闖，另一方面改革又在法律的規范和保護下有序進行。這是改革的良性互動狀態

　　改革實踐當中存在這樣的現象：一方面我們急迫呼吁改革，但另外一方面，不少地方對改革處在等待觀望的狀態當中，希望中央趕快出臺什么，以便執行。自己是不太敢隨便動的，唯恐一動就出問題，一動就越過邊界。

　　怎么理解這種現象？我們國家的改革有自己的路徑。改革最基本的動力來自于地方和基層。中央好的政策是從哪里來的？改革的歷史表明，首先是地方和基層進行大量的探索，中央在此基礎上加以總結、概括，提升為全國的政策。很顯然，好的改革政策應該是上下互動、良性互動的結果。也就是說，一方面需要鼓勵地方和基層進行探索和創新，另外一方面又需要及時出臺政策、規矩，對改革進行引領。

　　這次四中全會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把這兩者結合起來。一方面著力推動改革，另一方面堅持改革要于法有據。改革就要讓地方和基層去試去闖，同時適時作出法律的規范，使改革創新有法律的保護。法律法規要為改革提供足夠的空間。這是非常好的良性互動的狀態。

　　當前的改革離這樣的良性互動還有一定的距離

　　我們所說的良性互動是一種理想狀態。但在現實中，我們會遇到大量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需要解決，才能達到這種狀態。這里主要有三個問題。

　　第一，在我國，法律法規的制定者，一是人大，二是政府和部門。人大制定法律，政府和部門制定行政法規。但由于我國人大代表的構成更多是領導干部，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是從行政部門里來的。在這種情況下，立法會不會在改革還沒有開始的時候就給改革提供一個足夠的空間？部門就更明顯了：很難設想部門會積極推動一項法律，這個法律允許把部門及其利益作為改革的對象。

　　第二，我們知道，權力運行的一條基本原則是權責對等。有多大的權力，就應負多大的責任。但我們現行的行政體制是上級領導下級，下級和上級之間不是平等的關系，是從屬的關系。既然是從屬的關系，高階機構又是權力的分配者，它就往往會在配置權力時給自己留下更多的權力，而把更多的責任推給下級。這在現實當中是存在的。這種情況，本來就是應當被改革的內容。但是試想一下，在權力配置中處于有利地位的機構，改革的動力在哪里？為改革提供法律依據的動力在哪里？

　　第三，在深水區進行改革，本身就帶有綜合性、系統性、整體性。如果下動上不動，必然推不動，因此必須上下齊動?，F在好多改革已經遇到這樣的風險了。比如，根據我們的調研，不少地方和基層都有改革探索，有的探索還被實踐證明非常成功。但是，這些改革不但未能得到推廣，相反往往曇花一現，要么自消自滅，要么被叫停。為什么？人們可以舉出各種理由。但事實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但往往難以說出口的原因是，這種改革觸動了現有的既得利益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