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各級單位和部門擔起改革的責任，才能使改革能夠落實

　　很顯然，一方面是地方和基層有很大的改革動力，另一方面這種改革很可能一時得不到他們想要得到的法律支持。這是我們今天的改革正在面臨的現實困境。擺脫這種困境，避免許多改革探索出現“胎死腹中”的危險，需要在以下方面進行探索。

　　第一，應該確定“改革于法有據”中“法”的層級。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改變很多過去形成的制度和陳規陋習。現在很多需要改革的東西都是部門確定的，如果說過去確定的東西都不能動，那就無法把改革往前推進了。所以，首先應該嚴格限制“法”的范圍。對于可以確定的層級，我個人的看法，在政府層面，應是人大和國務院的有關法令；在執政黨層面，應是黨代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委制定的有關法規，因為中紀委的法規也是規范全黨的法規。其他形形色色的規定、辦法等，則統統應該納入整理的范疇，加以清理，不能任由部門隨意延伸。否則，我們現在說改革要于法有據，很多部門都會把自己部門的利益納入這個“法”里面，改革就會名存實亡。

　　第二，從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出發，優化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的結構。長期以來我們權力運行的一個特點是，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混在一起，導致了權力運行混亂，失去邊界，進而失去約束和監督。我們過去是不太承認權力要受到約束的，現在我們也承認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雖然我們痛感“文革”的一個最大教訓是權力過度集中，在權力分配上做了一些探索，但是，實事求是地說，在這方面的進展不大。我們只是讓部門擔起了責任，但在這些部門，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依然是混在一起的，每個單位都有決策權，每個單位都有執行權，每個單位自己監督自己，又是裁判者，又是運動員，結果仍然無法制止權力的濫用和由此滋生的腐敗。我們人大的組成其實也是這樣的，人民代表、立法者，同時又是領導干部。站在行使權力的角度去立法，這個立法肯定就不愿去觸碰部門利益。所以從這個角度說，必須改變人大代表和黨代表的構成。這方面已經有非常多的建議，比如說增加專職代表的比例，減少領導干部在人大代表當中的人數，延長代表大會的會期，等等。

　　第三，改革決策方式。在立法決策中，把決策權和執行權分開，甚至把咨詢權也獨立出來，盡量減少部門的參與。決策時讓執行者來參與一下，似乎也未嘗不可，或許能大大提高決策的可行性。但是，它也會帶來一系列的問題，因為特別容易把決策權執行權混淆在一起。執行者的身份沒有變，如果他們對決策有強大的影響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做出來的決策，往往帶有執行者很重的痕跡，忽略了對權力的約束。因此，應該以改革的精神去思考和推進決策方式的改革。而且，部門參與決策，甚至部門立法，就不可避免地會把部門利益帶進決策，把決策過程變成部門之間的相互博弈，討價還價，這是不行的，會使改革變形。

　　第四，建立立法訴求平臺和機制。要求改革于法有據是對的，因為我們國家的改革總體上應該是有序推進。有序推進能有效地降低改革的代價。我們要實現超常規發展，必須在黨和政府的主導下有序進行，否則永遠無法實現趕超。但是，如前所說，強調于法有據，又容易給那些不愿改革的部門和既得利益者阻礙改革提供理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設立一種訴求平臺。比如說，在探索中，一些地方和基層感到正在推進的改革需要法律法規的支持，而現行的法律法規又沒有提供這方面的依據，他們就可以提出訴求。對這種訴求，相關部門應當及時給予回復，不能置之不理。甚至可以用承諾服務的形式把對訴求作出回應的要求確定下來。應該有類似這樣的明確的回應機制，讓各部門各機構擔起改革的責任，以此最大限度地減少改革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