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改革優(yōu)先、法治附隨”到“法治優(yōu)先、改革附隨”

　　從法治與改革存在對立的關系來看,需要找到一種協(xié)調兩者之間矛盾沖突的機制,這個機制就是法治方式、法治思維和法律方法的運用。重大改革都必須于法有據、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識,所確立的就是“法治優(yōu)先、改革附隨”的指導思想。我們需要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全面深化改革對立或者說存在矛盾與沖突的情況下,探索如何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來化解社會矛盾,進行社會治理。我們需要在充分掌握法律方法的基礎上,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消解、化解改革與法治之間的緊張關系,建立化解兩者之間矛盾沖突的協(xié)調機制。現(xiàn)在形式法治建設的任務和實質法治建設任務交融,既難以運用傳統(tǒng)的實質思維解決問題,也難以照搬西方的形式法治,而必須借鑒中西法治歷史中所蘊含的經驗與智慧,以法律方法為基礎塑造社會主義法治實現(xiàn)的路徑。

　　經歷了幾百年的西方法治,已經形成了成熟的化解社會矛盾的危機處理方式。從他們的經驗中,我們可以看到,在改革與法治關系上,無論哪一種方式的單獨運用都可能會出現(xiàn)偏差。美國內戰(zhàn)之所以爆發(fā),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改革”過猛造成的。停滯改革或過于猛烈的改革如果不把握時機都可能會激化社會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僅會放緩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激化固有的矛盾。法國大革命就是因為貴族不肯改革常年累積出大量矛盾而引發(fā)的。

　　一些人認識不到改革與法治的對立、矛盾與沖突,認為深化改革與法治建設不存在對立,完全是一致的,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確實,我們必須看到兩者之間的統(tǒng)一。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和全面深化改革在目的、進程、方式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這一點上我們不同于西方,從總的方面看,西方法治是隨著市場經濟的成熟“自然”生長的,而中國法治建設則是靠執(zhí)政黨和政府推進的,而這一推進的過程就是法治與改革必須同步開展,在改革中實現(xiàn)法治,在推進法治過程中深化改革。在西方社會的歷史時空中,法治與改革建設基本不是同步的。法治指的是相對穩(wěn)定的秩序,改革就是法律的廢立改,只要廢立改就意味著打破原有的秩序從頭再來。要改革就必須先修法,是在運用法治方式來進行改革。而我國,深化改革與樹立法治權威是同一個過程。先修法后改革的法治改革方式需要在改革中來實現(xiàn)?，F(xiàn)實社會離法治中國還有很大距離,要想實現(xiàn)法治,必須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也只能把法治中國建設作為目標。這就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與全面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只能同步進行。

　　對于改革與法治兩種措施,舍棄任何一個方面都會使國家治理事業(yè)出現(xiàn)問題。如果我們在理論上偏執(zhí)于單方面的改革或法治會導致學術的分裂,在實踐中則會使社會的人群出現(xiàn)對立。如果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規(guī)制改革政策的出臺,即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識,則可以使我們的決策更加理性,防止因政策的失誤而激化社會矛盾。同時,法治方式提供了有效的治官之途,對社會的長期穩(wěn)定以及對執(zhí)政黨的長期執(zhí)政意義重大。我們不僅需要全面推進法治建設,而且需要全面深人改革。在這種情況下,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識,進而全面推進改革的命題,不僅是對法治與改革關系重新定位,而且對未來中國的發(fā)展有深遠的意義。未來中國需要走向法治,這既是執(zhí)政黨的選擇也是歷史的必然。運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識,既能夠提升法治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全面改革的指導思想。如何準確地理解法治方式,進而理頓法治與改革關系,跳出改革的“轉型陷阱”,化解權力與權利之間的“結構緊張”關系,不僅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具有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