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研究引入更多微觀視角

　　受限于研究命題的宏大，以及材料和政治敏感等，中國外交研究的宏觀視角較多，而微觀議題、決策研究不是很成熟。傳統上，中國外交研究更多是基于國際結構的變化、力量對比等體系理論宏大視角，討論中國外交的轉型與進步的動力及其進程。李巍等人的《理解中國經濟外交》遵此路徑，討論中國實施經濟外交的國內制度結構及其最新的演進，分析了中國經濟外交的四個發展階段。王存剛在《論中國外交的全球戰略環境》中也是基于力量、機制和觀念系統梳理了中國全球戰略環境特點。

　　兩個特性值得注意。一、更多微觀視角的引入。張清敏的《領導人人格特點與中國外交研究》引入了政治心理學的人格理論，比較了毛澤東和鄧小平兩代領導人不同的領導風格、人格特征及其對于中國對外關系的不同影響。王宏禹等人的《營銷視角下的中國外交戰略分析》引入了一種新的視角，即國家營銷理論，提出中國外交戰略分析框架的三個部分：國家戰略定位和道路選擇、外交戰略體系設計和外交戰略實施。二、外交史和思想史研究。牛軍的《聯盟與戰爭：冷戰時代的中國戰略決策及其后果》分析了中國兩次外部戰爭決策，即抗美援朝戰爭和對越自衛反擊戰，認為中國戰略決策的動機包括安全威脅和保持地區均勢，并討論了“聯盟”與局部戰爭的關聯。這開創了中國外部戰爭決策研究的這塊領地。而陳拯等人對古代中國外交思想也有不少系統梳理。吳文成等人的《外交承諾與戰略試探》質疑了中美建交過程的利益解釋，認為長達10年的建交歷程，不斷戰略試探，明晰意圖，傳遞承諾，建立信任，潛在的戰略利益才得以一致。

　　綜合來看，中國外交研究還是以中國的雙邊和周邊外交較大議題為主導，一方面討論一些結構性、地緣政治及其他因素對于中國外交的影響，同時也有相關具體區域領域現實問題的研究，比如海洋爭端、區域合作等。中國外交研究議題的兩個趨勢較為明顯。

　　第一，議題領域的深化。比如，關于主權爭端、核安全，非傳統安全以及中國周邊區域合作等議題，均有更多的微觀案例研究。

　　第二，緊跟中國外交政策話語及其變化的政策研究。一方面，2013年10月周邊外交工作會議從國家層面為中國外交轉型及其理念的革新定了調子，其次，中國外交實踐在近些年得到很多調整。

　　徐進等人在《反思中國外交研究中的思維定勢》中總結了多種中國外交研究思維定勢，比如韜晦論、不結盟論、不當頭論、中國不會成為超級大國論、中美關系重中之重論和外交為經濟服務論等。陳琪等人的《中國周邊外交的政策調整與新理念》重點分析了十八大以來中國周邊外交的調整表現，如周邊外交地位上升，由“互利”理念升級為“惠及”，政策目標由維持穩定到建設“命運共同體”，總體上更加突出奮發有為。

　　與此同時，大量的研究成果集中于政府提出的新理念和政策。因此，近年來中國政府所倡導的新外交理念，比如新型大國關系構建、“一帶一路”、“互聯互通”、“西進”等戰略理念，成為諸多中國外交政策分析的核心對象。研究問題集中于這些新理念的重要性和價值，鮮見有分析將問題轉化為國際關系研究議題并進行效果評估。

　　跨學科研究成新熱點

　　由于國際形勢以及國家間關系發展迅速，國際關系研究需要對新事實做出及時的理論解釋，也需要不斷引入跨學科的知識，解決研究中所面臨的技術難題，增強事實了解和問題解決的能力。從新事實來說，比如網絡空間成為一個新背景，傳統的大國關系和戰略互動都受此影響。檀有志在《跨越“修昔底徳陷阱”：中美在網絡空間的競爭與合作》中，討論了中美在網絡虛擬空間中如何克服意圖的不確定性，化解雙方的結構性矛盾。金磚國家成為新近國際社會中全球治理的重要平臺之一，因此對于金磚國家的合作機制、制度化建設、擴容以及未來的發展前景等問題，中國學術界也給予了極大關注。

　　從新理論和知識視角來看，國際法、經濟學等受到重視。隨著中國陸地領土爭端的日趨解決，未來中國的海洋主權爭端是重點。而海洋國際爭端的研究，需要引入國際法、能源和漁業等相關的專業知識，為國際戰略博弈提供更為詳細的專業知識支持。全球金融風暴、各種非傳統安全議題等，也迫使國際關系研究吸收更多的相關學科知識和方法。

　　總體而言，上一年度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在理論研究上，不僅大理論創新有不少新亮點，當然分歧也依舊，在中層理論和命題上的推進也更為精細。中國外交研究中傳統的宏觀分析以及新近的微觀案例得到同樣的重視，相關專題研究也得到細致的推進，但大部分研究精力還是集中于政策熱點的追蹤。從研究方法來看，除了少數反思并運用新的科學方法的優秀之作外，定性方法還是主流，整體而言科學實證方法的意識得到根本性的提高。未來研究的進步需要緊密結合新的經驗、理論，但細致和長期的微觀專題研究是一種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