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治忠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在現代社會，我們應當如何看待歷史學的社會功能？這涉及史學界諸多人士的職業理念，更是一個重要的史學理論問題，值得認真思考與討論。

　　治史宗旨與對史學功能的認識互為表里

　　自古以來，中國史學即強調以“經世致用”為宗旨。顧炎武說“引古籌今，亦吾儒經世之用”，言簡意賅地道明了傳統史學的經世觀念。史學的經世致用主要包含兩方面內容：一是堅持以史為鑒、以史教化所構成的史學資治信念，二是做出“以史明道”的學理建樹。這種經世宗旨，與古人對于歷史學功能的認識互為表里。唐太宗贊嘆說：“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彰善癉惡，激一代之清芬；褒吉懲兇，備百王之令典。”史家劉知幾也認為：“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唯堅信史學具備如此巨大的社會功能，才會賦予歷史著述以“將施有政，用乂邦家”的宏大期望，才會有“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理念。因此，古人對史學功能的認識是與治史宗旨統一的。

　　在整個中國古代，傳統史學以“資治”和“明道”這兩大功能，對社會政治和社會思想發揮了重大影響。自西周初年產生“殷鑒”觀念以來，“以史為鑒”這一歷史觀念就與現實政治聯結在一起，即，不僅從歷史的敘述與分析中得出政治見解，而且引用歷史事例來論證自己的政治方針。隨后，在“以史翼經”和經史互動的機制上，以史“明道”成為中國古代理性思維的主要路徑。所明之道涵括廣大，“天道”、“王道”、“治道”以及基本的做人之“道”，盡在其中，這些都離不開史學提供的歷史例證。

　　“以史為鑒”尺度極難把握

　　在中國古代，傳統史學發揮了積極的社會功能，這是顯而易見的。經世致用這一史學宗旨與治史求真準則的對立統一，構成史學發展、興盛的動力。然而，在傳統史學發揮的經世功能中，也有巨大弊端。其一是設計政治方案，淡化、排斥了對社會現實的調查研究，而過多地以歷史事例為參照和指導。雖然這也會閃耀出思想火花，但卻難以解決實際問題。欲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卻不將研究社會實況置于首位，這是致命的邏輯錯謬。其二是“以史為鑒”的運用，往往擇取一個或幾個歷史事例，與現實社會問題進行比附。如果對所借鑒的歷史事例的理解本就膚淺、片面甚至錯誤，又不計時代區別地進行附會，就很容易導致錯誤的結論。

　　中國古代亂世多、治世少，政權興亡屢屢重演。從這一客觀史實來看，“以史為鑒”的政治效果并不太好，其中多有統治者荒唐昏暴、不認真汲取歷史教訓所致，但也有“以史為鑒”導致的后果。例如，三國時期，曹魏政權對同姓諸王防范壓制，“不度先王之典，不思屏藩之術，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造成“委權異族”而國亡。西晉以此為鑒，分封諸王而各有兵權，卻出現“八王之亂”。北宋以唐代藩鎮割據為鑒戒，大削武官兵權，改變兵制，卻導致軍力軟弱，屢屢喪權辱國。明朝建文帝以西漢“七國之亂”為鑒戒，力行削藩，則導致“靖難之役”而敗亡。可見，“以史為鑒”的尺度極難把握，在古代也并非絕對可以信賴。

　　近現代時期，世界局勢和中國國情變化日新月異，新事物、新理念不斷涌現，以往的歷史難以提供真正可作為比擬的范例。近代以來，形成了多門類的學科，各有特色、各具優長，已非古代那種“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的狀況。解釋和解決現實問題，需要多種學科參與，“以史為鑒”已經不能獨立肩負起經世致用的重任。一些具有重大影響的社會運動，如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等，雖性質不同，收效各異，但基本上屬于某種先進思想與現實結合的社會實踐，并非從傳統的史學經世或“以史為鑒”理念推衍而來。因此，如何認識史學的社會功能，值得認真反思。許多當代學者仍然夸大史學的社會功能，擺脫不了傳統的思維套路，顯得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