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對國家治理的挑戰與機遇

　　張志安 吳濤

　　互聯網尤其移動互聯網普及帶來的大規模“即時在線”、互聯網產業的高速增長給經濟結構帶來的刺激和調整、互聯網輿論對社會心理的沖擊和政治改革的要求，都構成了當下中國社會加速轉型的重要動因和背景。如何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充分認識和把握互聯網帶來的壓力、機遇和挑戰，是迫切值得思考的問題。

　　互聯網治理與國家治理的同構性

　　過去20年，互聯網技術的迅速普及和互聯網應用的日新月異，既催生了龐大的網絡產業，也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壓力：一則，互聯網作為“媒介”，可能發揮信息突破的管道作用，讓過去政府或可有效控制的信息借助邊緣突破的方式獲得相當程度上的傳播；二則，互聯網作為“技術”，尤其是社交媒體的傳播效能，會給一部分試圖進行社會動員的公眾賦權，從而更可能基于線上交往而產生線下行動；三則，互聯網作為“空間”，給公眾的意見表達和輿論監督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平臺，直接生成的網絡輿論以及由此形成的民間輿論場會對相關治理造成巨大壓力。

　　身處網絡社會崛起所帶來的全新社會景觀，互聯網治理便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以美國為例，已經依靠先發優勢建立起網絡空間的國家整體戰略部署，并形成比較成熟的互聯網治理體系，具體體現為頂層設計能力（國家戰略層面的重視和制度設計）、社會化能力（建立由政府、協會、企業、智庫等多元行為主體共同參與的管理體系）、協同化能力（建立由其他公司、部門組織間信息交流、合作共享機制）等三種能力。這三種能力的背后，體現的是國家治理過程中對自由、開放等互聯網治理的核心精神的尊重。

　　近日，中山大學互聯網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組織召開了“首屆互聯網與國家治理智庫論壇”。與會專家一致認為，互聯網治理可以為國家治理提供豐富的資源和動力。國家治理理念中包含著開放、平等、對話、協商的意涵，而這種意涵跟互聯網治理的內在精神是高度契合的，因此，互聯網治理跟國家治理具有相當程度的同構性。

　　互聯網給國家治理帶來的機遇

　　我們應該看到作為技術工具的互聯網，能夠為國家治理、政府職能轉型帶來新機遇。

　　第一，互聯網時代，公眾參與公共決策更加便利，有助于提高政府決策的科學性、透明性和參與性。互聯網的技術特點使得信息傳播方式更加開放、傳播范圍更廣、傳播成本更低。借助于互聯網，更多的社會公眾參與到信息傳播的過程中來，公民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權、表達權和監督權。如果政府能夠改變傳統的管制思維，建立準確有效的輿論分析和民意研判體系，在公共政策制定和社會治理過程中充分尊重民意，將有助于提升政府決策的開放性和科學性。

　　第二，借助互聯網，政府信息公開的平臺、速度和效率將更加高效。大力加快政府網站、政務微博、政務微信建設，并投入人力物力做好運營維護和交流互動，可以使政府信息公開的平臺更多元、速度更及時、范圍更廣泛。

　　第三，各級政府可以充分利用互聯網開展網絡問政和社會監督。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行政效率不高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國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跨越的障礙。而借助互聯網，依靠人民群眾的社會監督則可以更加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比如電子政務的發展，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而網絡舉報制度，有利于遏制官員腐敗。

　　綜上所述，互聯網不僅能夠為普通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前所未有的技術賦權，而且能夠切實推動政府國家治理水平和效率的提升。

　　互聯網給國家治理帶來的挑戰

　　當然，我們也應看到互聯網治理也給國家治理帶來了一系列挑戰。作為國家治理的有機組成部分，互聯網治理的好壞也是影響國家安全、經濟發展與社會認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互聯網安全事關國家安全，需要國家主導、多方協同，強化網絡安全保障。我國在成為互聯網大國的同時也正遭受著大量攻擊性風險。病毒傳播、信息竊取、黑客攻擊等嚴重危害著國家安全。保障網絡安全已經成為各國互聯網治理的共識。但是，要想充分保障網絡安全、建設網絡強國，僅僅依靠政府是不夠的，我們還需要建立與其他公私部門組織間的信息共享機制，與企業、科研機構、社會團體等網絡空間行為主體密切配合，形成緊密溝通、高效協同、開放合作的機制和體系。

　　其次，互聯網是經濟發展的引擎，政府如何以市場為主導、以服務為本位、形成促進互聯網經濟健康發展的科學治理體系，無疑是當務之急。截至2014年1月，騰訊、阿里巴巴、百度三大互聯網企業的市值分別高達1197億、1000億、604.7億美元，伴隨著這些互聯網巨頭崛起的是整個互聯網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中國正在日益形成的全球領先地位。與此同時，在相應的產業治理方面，我國卻沒有做好領先全球的準備。

　　實際上，中國互聯網產業長期在沒有專門政府部門有效管理下“野蠻生長”。在互聯網經濟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是互聯網產業發展的速度要遠遠快于政府政策出臺的速度。可以說，我國互聯網經濟的繁榮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按照現代治理理論，對于我國的互聯網產業，我們大可依賴市場自身，建設服務型政府。因此，有必要依靠各私營組織、行業組織充當治理的主體，以行業自律、行業公約為治理手段最終實現互聯網產業的健康發展。

　　最后，互聯網危及社會認同，加深社會信任、彌合社會分歧是重中之重。互聯網在給予公民更多表達空間、參與公共事務機會的同時，也產生了降低社會認同、影響社會理性的負面效應：網絡謠言屢屢出現，造成社會恐慌，破壞了公民群體之間的相互信任；網絡輿論眾聲喧嘩，既有公民的合理訴求，亦不乏偏頗過激之語，網絡輿論場與官方輿論場的錯位往往造成官民對話的艱難；網絡暴力更是從線上延伸到線下，利用互聯網作為傳播工具進行網絡動員，沖擊著一些公民的日常生活乃至人身安全。

　　總之，互聯網正改變著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態，在互聯網影響和創造的全新社會場域中，政府須應對新的執政環境，實現從效率優先到公平公正、從被動應付到積極應對、從善政到善治的治理轉型。

　　（作者系中山大學互聯網與國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中山大學行政管理—公共傳播管理方向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