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黃群慧 原 磊
近年來,我國工業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出現了持續減速跡象。工業的持續減速,意味著我國工業發展出現了趨勢性變化,正步入中高速增長的新常態。當前,要立足于中央關于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戰略判斷,加快轉變工業增長方式,著力重塑工業增長動力,推動產業向中高端邁進。
一、我國已進入工業化后期的新階段
從“十二五”開始,我國經濟進入了中高速增長的新階段,與此相關的工業化從投資驅動向效率驅動穩步轉變。我們的有關研究表明,到2010年“十一五”結束,中國開始步入工業化的后期階段。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國工業經濟出現了一些重大變化。
工業潛在產出增長率下降。潛在產出指的是在穩定價格水平下選擇可利用的最佳技術路線實現資本和勞動力充分利用時所能達到的產出。決定潛在產出增長率的主要因素有三個:一是資本形成速度,主要由投資增速決定;二是勞動投入增長速度,主要由人口數量和結構的變化決定;三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主要由技術進步等因素決定。從資本形成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資本快速積累,1980—2012年間工業資本存量增長了18倍,形成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到了今天,這種模式已難以持續,工業將從外延式增長向內涵式增長轉變,資本形成速度將會放緩。從勞動投入看,我國人口增速近年來明顯放緩,人口結構出現老齡化趨勢,農村剩余勞動力數量大幅減少,今后工業部門勞動就業增速將大大降低。從全要素生產率看,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和工業轉型升級,全要素生產率改善對工業增長的貢獻將穩步提高,但在短期內難以抵消資本形成和勞動力就業增速放緩的影響,從而導致了工業潛在產出增長率的降低。
工業生產要素稟賦發生顯著變化。改革開放后,我國主要依靠勞動力等低成本優勢,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近年來,隨著勞動力等要素成本逐年攀升,曾對工業增長起關鍵作用的低成本優勢正逐步喪失。但要看到,在傳統比較優勢削弱的同時,我國工業正在形成新的優勢。一是勞動質量得到提升。有研究表明,我國因勞動質量提升引起的勞動力投入年均增長率呈加速趨勢,從1982—1987年間的0.17%上升到1995—2000年間的1.7%。新世紀以來,隨著教育培訓投入增加,因勞動質量提升引起的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在持續提高。二是資本積累和資本形成加速。目前,中國已躋身對外投資大國行列,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從2007年的187.2億美元上升到2013年的901.7億美元,年均遞增30%。三是技術水平大幅提升。2013年,國家知識產權總局共受理發明專利申請82.5萬件,同比增長26.3%,連續三年位居全球首位。此外,中國在短短幾十年時間里建成現代化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極大地改善了工業增長的基礎條件。
工業化推進方式正在加速轉變。一是隨著工業化進程不斷深入,近年來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推動工業發展的動力減弱,技術進步日益成為推動工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二是工業對國民經濟的支撐作用轉向結構升級和效益提升。工業作為技術進步的基礎載體,將通過全方位創新不斷改造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生產組織方式和資源利用方式的改進。三是工業對服務業的帶動作用增強。先進制造業是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結果,是西方發達國家控制全球分工體系的戰略制高點。下一階段,隨著我國先進制造業加速發展,工業企業會越來越多地將服務業務外包,逐步形成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巨大需求,從而帶動服務業比重和質量的提升。
二、結構失衡是制約新階段工業增長的主要矛盾
長期以來,我國工業實現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積累了不少結構性矛盾。概括地看,這些矛盾集中體現在產業、需求、財富三個層面上。
產業結構失衡。主要體現在產能過剩與供給不足并存。一方面,大量投資向一些行業集中,造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如果這個問題得不到及時化解,在微觀層面會出現惡性價格競爭、企業效益下滑、企業破產等現象,在宏觀層面會加重環境問題,引發系統性經濟風險,從而影響經濟社會穩定發展。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技術水平落后等原因,不少高端生產環節存在嚴重的產能不足,甚至一些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的高端環節,同樣依賴進口。例如,芯片產業關系到國家經濟安全,但我國芯片90%依賴于進口,每年進口額超過石油。又如,機械工業是決定工業競爭力的基礎性行業,但我國在發動機、液壓、傳動和控制技術等關鍵零部件生產方面核心技術不足,同樣需要進口。
需求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三大需求比例的不協調。一是工業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2002年以來,我國資本形成超過最終消費,成為工業增長的主導拉動力量。2002—2013年,資本形成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52.31%,比最終消費高出7.59個百分點。工業投資的高速增長帶來了投資效益的下降,2013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效果系數僅為0.15,遠遠低于1984年以來0.38的平均值。二是消費需求占比過低。消費需求不足,一方面與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低、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等因素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為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不匹配,造成大量消費需求得不到有效滿足。三是部分產業的發展高度依賴于外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企業積極參與國際分工,促進了民族產業的振興。然而,由于長期依靠外需拉動,我國一些外向型產業在發展中高度依賴全球市場,一旦全球市場不景氣或者遭遇國外貿易保護政策就會受到巨大沖擊,造成工業乃至國民經濟波動加劇。
財富結構失衡。經濟發展過程實際上是財富創造過程,而現實中存在三種類型的財富。一是勞動財富,指那些需要人類勞動創造的,能夠給人類帶來某種物質或精神上滿足的產品或服務。二是自然財富,指大自然賦予人類的,需要人類保護和修復的,能夠為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提供保障的自然環境和礦產資源等。三是人文財富,指人類生活中自然產生的,或者歷史上遺留下來的,給人們帶來精神滿足的文化、情感、安全等。三種財富均衡發展是一個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長期以來,我國工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創造了勞動財富,但卻損耗了大量的自然財富和人文財富,以至于大量生產行為徒勞無益,勞動財富增長產生的正效用被自然財富和人文財富減少帶來的負效用所抵消。目前,從勞動財富上看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在自然財富和人文財富方面的排名卻相對落后。對一個國家來講,如果三大財富失衡狀況長期得不到扭轉,必將走向徹底貧窮,即受自然財富和人文財富不足的影響,勞動財富創造能力也會逐步減弱,最終陷入三大財富均貧窮的境地。
三、新常態下推動增長的關鍵是轉換工業動力機制
經濟增長實踐表明,任何國家都無法依靠一種增長模式實現經濟的長期繁榮,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需要增長動力的轉換。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我們需要重塑工業增長動力機制,推進要素擴張驅動向技術創新驅動轉換,不斷提高工業經濟運行的質量和效益。
完善工業和現代服務業的融合發展機制,提升工業化的“廣度”。當工業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繼續通過規模經濟提高效率變得越來越困難,提高工業效率將更多依賴金融、物流、信息服務等現代服務業的發展。過去工業中很多服務性質的業務更多地留在企業內部,采取非專業化的方式完成,而隨著工業化進程的推進,越來越多的服務性質的業務將被分離出來,由專業的生產性服務企業以社會化的方式組織完成,從而大大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促進工業效率的提高。在這種調整機制作用下,工業化的繼續推進不是帶來工業部門比重的繼續提高,而是導致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從而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完善工業和信息化的深度融合機制,提升工業化的“新度”。當前,在發達國家紛紛“再工業化”的背景下,以制造業的信息化為核心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方興未艾,其核心特征是制造的網絡化、數字化、智能化和個性化。正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成就了美國和德國的經濟崛起,“第二次工業革命”實現了日本的制造業趕超,“第三次工業革命”也將改變產業國際競爭的關鍵資源基礎,從而重塑全球產業競爭格局。這對于我國工業發展而言既是機遇又是挑戰。我國要抓住制造業信息化的機遇,積極應對新工業革命的挑戰,堅持新型工業化道路,借鑒世界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模式,將物聯網、服務網以及信息物理系統融入制造環境,打造“智慧工廠”,爭取在世界制造業生產方式的變革中贏得先機。
完善工藝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機制,提升工業化的“精度”。工業發展水平不僅體現在整機生產,更體現在基礎零部件生產。長期以來,我國有些產業尤其是裝備制造等產業呈現“強整機、弱部件”格局,如工程機械在整機方面,國內企業已做到了世界領先,但關鍵零部件如發動機、液壓件還需要大量進口。造成基礎零部件環節薄弱的原因,往往不在于技術本身的高低,而是在于企業長期發展中積累的工藝經驗不足,造成制造精度不夠。今后,我國工業發展的一個方向是大力發展精密制造技術和特種制造技術,加大對加工制造精度的追求。另外,一國工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地位,不僅取決于制造技術的先進性,而且取決于商業模式的先進性。下一階段,國家在大力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的同時,應著力為商業模式創新創造市場環境,尤其是在物聯網、大數據等一些新興領域,盡量避免對企業的創新性行為進行過度限制。
完善基于三大財富平衡理念的產業轉型升級機制,提升工業化的“高度”。現階段,我國應按照三大財富平衡發展的要求,推進工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一是嫁接改造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被等同于低附加值產業,事實上如果采用人文因素和工業文明對其嫁接,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樣也可以成為高附加值產業。二是優化升級資本密集型產業。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抑制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盲目擴張,避免物質財富對自然財富的過度侵蝕。三是大力培育知識密集型產業。目前,相比于東南亞一些國家,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已不具成本優勢,但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在中低端的知識密集型產業上成本優勢仍然明顯,因此是今后推動工業發展的重點支持領域。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
責任編輯:王兆斌 吳曉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