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文化走出去協同中心副主任　張西平

　　中國思想和西方思想的第一次真實相遇是16－18世紀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在歐洲的傳播和影響,由此開啟了18世紀歐洲的“中國熱”,中國文化成為啟蒙思想家重要的思想來源。但當下中國學術界在理解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思想的關系時,要么從后現代主義出發,否認中國文化對當時啟蒙思想的影響,把西方近代思想的形成說成一個自我成圣的過程；要么將啟蒙思想與中國跟傳統思想對立起來,無法揭示二者之間的歷史和思想的聯系,從而賦予儒家思想以現代意義。因此,從歷史與思想的角度,厘清18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和中國文化的關系,無疑是一件非常有必要的工作。

　　西方的強大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而這種強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斷地向東方學習

　　在19世紀后由西方所主導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西方文化被認為是人類思想的中心,代表著人類的未來。其根據是現代化的社會發展模式和思想都是由西方人所確立的。西方所以取得現代化的顯著成就,獲得這樣的地位,那是因為西方有一整套的思想文化傳統。文化的優越導致了發展的優越,文化的先進導致了社會的先進。這樣,西方文化的這種地域性的經驗就成為全球性的經驗,放之四海而皆準；西方文化的自我表述就成為全球各類文化的統一表述。西方成為所有非西方國家的榜樣:希臘、文藝復興、地理大發現、啟蒙運動,西方的道路應是全球各個國家的發展道路；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觀念應成為全球所有國家的制度和理念。于是就有了目前被人們廣泛接受的“東西之分”、“現代與傳統之別”的二元對峙的模式。東方是落后的,西方是先進的；西方代表著現代,東方或者非西方代表著傳統。這樣東方或者非西方國家如果希望走上現代之路,就一定要和傳統決裂,就一定要學習西方?！盎沤駷橹形鳌?只有向西方學習,走西方之路,東方或非西方國家與民族才能復興。

　　不可否認西方文化中確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為人類的文明與文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理念,也有不少經驗和理念的確值得東方去學習,但中西對峙、現代與傳統二分的模式顯然有著它的弊端。僅就歷史而言,這樣的思路美化了西方的道路,把西方文化與精神發展史說成了一個自我成長的歷史,把在漫長歷史中阿拉伯文化、東方文化對其的影響與貢獻完全省略掉了。特別是西方在啟蒙時期的東西文化之間的交流與融合的歷史完全看不到了,當然同時,自大航海以后西方在全球的殖民歷史以及對其他文化的滅絕與罪惡也都通通不見了。從全球化史的觀點來看,這是有問題的。

　　西方學者弗蘭克和吉爾斯在《世界體:500年還是5000年?》一書中提出:“當代世界體系有著至少一段5000年的歷史。歐洲和西方在這一體系中升至主導地位只不過是不久前的一段也許是短暫的一事件。因此,我們對歐洲中心論提出質疑,主張人類中心論。”世界的歷史是各個民族共同書寫的歷史,西方的強大只不過是近代以來的事情,而這種強大原因之一就是西方不斷地向東方學習。文藝復興前幾百年中,世界的中心是阿拉伯文明,文藝復興啟始階段就是意大利人學習阿拉伯文,從阿拉伯文中翻譯回他們已失的經典。在佛羅倫薩的頂樓上發現了希臘文獻的手稿以后,文藝復興的重點才回到意大利本土。有了這樣一個長時段、大歷史的全球化史觀,有了對西方文化自我成圣的神秘化破除,我們就可以接著討論16－18世紀啟蒙時期與中國古代文化的關系了。

　　啟蒙運動從伏爾泰到孔多塞,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對中國也從贊揚變為了批判

　　從社會側面來看,啟蒙時期中國古代文化對歐洲的影響就表現在18世紀的“中國熱”。當時的歐洲上流社會將喝中國茶、穿中國絲綢的衣服、坐中國轎、建中國庭院、講中國的故事作為一種使命的風尚。

　　來華耶穌會士的關于中國的著作在歐洲的不斷出版,特別是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的出版,在歐洲思想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來華耶穌會士的這些介紹儒家思想的著作,所翻譯的儒家經典引起了歐洲思想界的高度重視。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是當時歐洲最關心中國的哲學家,而且他和來華傳教士有著直接的接觸和聯系,他見過閔明我(Grimaldi),與白晉(Bouvet)保持了長期的通信,出版了德國歷史上第一本關于中國的書《中國近事》,在禮儀之爭中明確站在耶穌會一邊,寫了《論尊孔民俗》重要文獻,晚年還寫下了其哲學生涯中關于中國研究的最重要文獻《中國自然神學論》。

　　從思想而言,中國思想在兩個關鍵點上是和萊布尼茨契合的:其一,他對宋明理學的理解基本是正確的,盡管他并沒有很好看到宋明理學中“理”這一觀念的倫理和本體之間的復雜關系,但他看到理的本體性和自己的“單子論”的相似一面；其二,他從孔子的哲學中看到自己自然神論的東方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