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萊布尼茨從哲學和宗教上論證了孔子學說的合理性,那么伏爾泰則從歷史和政治上論證了孔子學說的合理性。衛(wèi)匡國的《中國上古史》、柏應理的《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中的中國紀年,在歐洲出版后引起了思想的轟動,中國的這些紀年徹底動搖了中世紀的基督教紀年。《風俗論》是伏爾泰的一部重要著作,在這部著作中,伏爾泰第一次把整個中國文明史納入世界文化史之中,從而打破了以歐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觀。如果中國的歷史紀年是真實的,基督教的紀年就是假的,梵蒂岡就是在騙人,歐洲的歷史也就是一部謊言的歷史。借助中國,借助孔子,啟蒙思想家們吹響了摧毀中世紀思想的號角。而伏爾泰這位18世紀啟蒙的領袖是穿著孔子的外套出場的,他的書房叫“孔廟”,他的筆名是“孔廟大主持”。

　　魁奈也是推動18世紀法國“中國熱”的重要人物。他從孔子學說中找到自己經(jīng)濟學說的思想基礎——自然法則,重農(nóng)學派的自然秩序理論主要受益于中國古代思想。魁奈說:“中華帝國不是由于遵守自然法則而得以年代綿長、疆土遼闊、繁榮不息嗎?那些靠人的意志來統(tǒng)治并且靠武裝力量來迫使人們服從于社會管轄的民族,難道不會被人口稠密的中華民族完全有根據(jù)地看作野蠻民族嗎?這個服從自然秩序的廣袤帝國,證明造成暫時的統(tǒng)治經(jīng)常變化的原因,沒有別的根據(jù)或規(guī)則,只是由于人們本身的反復無常,中華帝國不就是一個穩(wěn)定、持久和不變的政府的范例嗎?……由此可見,它的統(tǒng)治所以能夠長久維持,絕不應當歸因于特殊的環(huán)境條件,而應當歸因于其內在的穩(wěn)固秩序。”這個內在固有的秩序就是“自然秩序”,而這正是他的學說核心思想。

　　在啟蒙運動中始終有兩種聲音,從孟德斯鳩到盧梭,啟蒙思想也在不斷的演進與變化之中。這種變化最終在1793年孔多塞的《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表達了出來。此時以進步為核心的啟蒙觀念確定了下來,中國成為與進步對峙的“停滯的國家”。如他所說:“我們就必須暫時把目光轉到中國,轉到那個民族,他們似乎從不曾在科學上和技術上被別的民族所超出過,但他們卻又只是看到自己被所有其他的民族一一相繼地趕超過去。這個民族的火炮知識并沒有使他們免于被那些野蠻國家所征服；科學在無數(shù)的學校里是向所有的公民都開放的,惟有它才導向一切的尊貴,然而卻由于種種荒誕的偏見,科學竟致淪為一種永恒的卑微；在那里甚至于印刷術的發(fā)明,也全然無助于人類精神的進步。”

　　這樣我們看到,啟蒙運動從伏爾泰到孔多塞,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對中國也從贊揚變?yōu)榱伺小Ｆ鋵嵵袊允侵袊?這種中國觀的變化是歐洲自身思想變化的結果。那么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啟蒙時代的這種變化的中國觀呢?中國思想在啟蒙時代的影響又應該如何評斷呢?

　　中國知識和思想在啟蒙運動中引起了巨大的思想震動,這本身就是歐洲思想內部的原因所造成的,但正是在耶穌會士所介紹的儒家思想的觀照下,儒家自然宗教的傾向,中國歷史編年的真實性,中國政治制度在設計上比歐洲的合理性,例如科舉考試制度等,才會引起了歐洲思想的震動。如果中國思想文化不具備一定的特質,就不會引起啟蒙思想家如此大的興趣。如學者孟華所說,“毋庸諱言,伏爾泰論及中國、宣傳孔子,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實際斗爭的需要,即所謂的‘托華改制’。這一點,尤其在‘反無恥之戰(zhàn)’中更顯突出”。但儒家本身的特點無疑是重要的,“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它的基本含義是‘愛人’。而伏爾泰終其一生不懈追求的,正是這種將人視為人,能夠建立起人際間和諧關系的人本主義。”

　　中國思想和文化在16－18世紀的傳播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歐洲啟蒙時期對中國古代思想與文化的接受也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中國思想和文化在16－18世紀產(chǎn)生如此大的影響,以至于在歐洲形成了持續(xù)百年的“中國熱”。這既是歐洲自身社會發(fā)展的一個自然過程,也是中國思想文化融入歐洲社會發(fā)展的一個過程；既是歐洲思想變遷的內部需要的一個表現(xiàn),也揭示了中國思想文化特點所具有的現(xiàn)代性內涵。而不能僅僅看成歐洲精神的自我成圣,完全否認了中國知識在啟蒙運動中的作用,完全無視中國思想文化的現(xiàn)代性內涵對啟蒙思想的影響,將此時的啟蒙的發(fā)展完全歸結于歐洲思想自身發(fā)展的邏輯,這不僅違背了歷史,也反映出了這種觀點對歐洲思想自身成圣的神話的相信和迷戀。

　　另一方面,孔多塞最終所確立的以進步為核心的啟蒙觀是歐洲思想走向自我中心主義的開始。當啟蒙思想家以進步史觀設計歷史時,在歷史事實上就出現(xiàn)了問題。即便當時中國相比于歐洲發(fā)展慢了一些,但并未停滯,啟蒙后期的孔多塞、馬嘎爾尼把中國說成停滯的帝國肯定是不符合事實的。歷史是一個長期段的發(fā)展,100年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今天中國重新崛起,其道路和特點都和西方的道路與特點有很大的不同,歷史已經(jīng)對啟蒙后期開始形成的歐洲中心主義和19世紀主導世界的西方中心主義做出了最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