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三分院　武彬

　　1400多年前，東羅馬帝國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曾在《法學階梯》一書開篇中指出，正義是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的堅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學是關于正義和非正義的科學，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為了這句樸素而簡潔的話，從法律、法學到司法，人類社會一直在不斷探索如何“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當我們將視線聚焦到當代中國社會的司法，面對不時見諸報端的對個案司法錯誤的指責，我們的每根神經都在清醒地指向一個問題，司法是否給予了個案當事人他應得的部分?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卻頗為復雜的法理問題。

　　“錯案”的概念相當含混

　　何謂錯案?有學者認為其概念、內涵、外延、標準乃至表述方式、表現形式、嚴重程度往往語焉不詳，而媒體尤其是網絡關注的興趣又似乎側重涉及命案類的錯案，使得公眾對錯案的認知變得模糊不清。清華大學教授張衛平認為，對于一個案件裁判的否定性評價比較準確的概念應當是“違法裁判”，即裁判違反了實體法和程序法，而“錯案”卻相當含混，錯誤的裁判既包括了違法裁判的情形，也包括了雖然裁判沒有違法，但裁判結論與案件事實不符的情形，甚至也包括了下級法院與上級法院在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方面的不一致。事實上，回到《法學階梯》的起點是基于法律職業理性認知的最佳選擇，無論是刑事錯案還是民商事或其他錯案，終究是個案沒有給予當事人他應得的部分，包括人身和財產權利等，這應是法律職業理性視角下對于錯案的法理認知。

　　從實證角度考察，不少學者認為，錯案的出現是司法規律使然，再完備的司法制度也會有漏洞，錯案其實也是司法公正的另類代價，錯案暴露出的司法漏洞讓司法制度無限接近于我們理想中的“絕對公正”，科學地認識錯案體現制度的成熟。美國學者薩繆爾·格羅在研究1989年至2012年美國刑事錯案標本時得出，最常見的錯誤致因是偽證或作虛假指控、錯誤的目擊證人辨認結論、虛假的供述、錯誤或者誤導性的科學證據、執法人員的不法行為。司法實務中，針對錯案產生的原因及如何預防，國內近年來很多文章對此予以了較為充分的研究，力求找到有效辦法重建民眾對司法公信力的內心確認。中央政法委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對相關原則、標準以及責任等進行了重申和進一步規范。但是，面對形成錯案的紛繁復雜的原因，從法律職業理性和職業發展的角度考量，究竟如何類型化更為恰當?這是一個超越實證的價值問題。

　　法律職業成熟需經歷兩個里程碑

　　法律職業對于秩序和規范有著本能的熱愛，而社會公眾更多在意事實公平的內心確認。從事實到規范，是法律職業理性的體現，司法的邏輯也正因此而展開，但是對于事實的內心確認、規范的確定性和法律原則的選擇，恰恰是法律職業易與公眾認知產生分歧的重要領域。對于錯案的態度，與公眾感受不同，法律職業家更應關注的是從事實到規范的邏輯展開，而不是諸如執法人員不法行為等，后者是公眾較為重視也是一定歷史階段需要認真加以解決的問題?；诖硕鴮﹀e案原因類型化，能夠準確地契合相應的社會歷史條件，推動法律職業理性發展。

　　事實上，從哲學角度觀察，產生錯案的原因無外乎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主觀方面包括司法人員不法行為等非職業理性以及司法人員職業理性的不當性兩個層次。客觀方面則包括證據的技術手段、辨認結果、鑒定結論等客觀條件形成的因素?？陀^方面主要受制于自然科學的發展程度，它既非公眾感受的焦點，也不是法律職業應該過于關注的內容，雖然法律職業經常需要以此獲得關鍵性支撐，比如DNA鑒定等。主觀方面的第一個層次，公眾關注的“錯案”大多聚焦于此，它也往往不能獲得社會層面的原諒，最易破壞社會對司法公信力的建立，這在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也是頗為棘手的問題。雖如此，盡管公眾關注的錯案大多聚焦在非職業理性層面的錯案，而法律人則應站在職業發展的角度更為成熟地思考職業理性的錯案，在本質上它是體現法律職業不斷發展進步乃至相當成熟的客觀要求。非職業理性錯案的解決應主要放在職業入口和出口這兩個環節加以處理。將不適合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要堅決擋在入口之外;對于已進入法律職業之門的，與法律職業要求不相符的，要堅決清除。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層面的法律職業成熟需要經歷兩個標志性的里程碑，其一是非理性錯案得到最大程度的有效控制，其二是理性錯案和職業發展實現良性互動。

　　真理和謬語之間可能只有一毫米

　　司法的任務是針對實際發生，而非想象出來的案件事實作法律上的判斷。案件事實的形成，即訴訟法語言中的“被證實”，是裁判人員就一項事實主張的正確性獲得確信。在大多數案件中，只要達到可能性極高的程度，裁判人員就會形成確信(案件事實的確如此而非其他)，即使達到這么高的可能程度，在數學或嚴格自然科學的意義上仍非“證據”。這種可能性程度必須多高，才能作為上述確信的根據?法律職業理性告訴我們，只能謂之為“鄰近確實可靠的可能性”，盡管這種“鄰近”可能只有一毫米，而這一毫米恰恰是真理和謬誤之間的距離。法律上判斷，普通法系國家可以創制先例，大陸法系國家注重判決的理由。是故，法國的法典往往難以理解，但人人都可閱讀，相對的，對外行人而言，再沒有比以判例法為基礎的法律更使其覺得晦澀和陌生了。而在英美，法律援助絕對必要，法律職業者能力的高水準使他們日益脫離人民成為一個與眾不同的階級。在正義與法的確定性之間的“關鍵性沖突”中，不僅存在正義與法的明晰性之間的沖突，還有正義與實證法的有效性要求之間的沖突。如何修正有缺失的法律?法律職業家思維要求我們妥善處理好制定法技術的矛盾(如疏忽的概念)、規范矛盾(不同規范的沖突)、價值矛盾(如立法者的價值與外部對制定法表示的價值)、目的論矛盾(規范的目的與手段)、原則矛盾(法律秩序的安排)等。

　　當我們發現基于職業理性的錯案并為之推動新的法律思維和裁判方法、裁判技巧，理性錯案和法律職業發展才真正實現良性互動，我們的法律職業也就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而正式跨越了第二個里程碑，這種愿望是堅定而恒久的，它是我們人類社會自古以來追求的正義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