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協商的廣泛性和針對性是為了解決“協商代表性和成效性”的問題，也是為了充分調動體制內和體制外的資源，共同解決社會問題。首先，政府協商要進一步制度化，對于辦理人大代表議案建議和政協委員提案的辦事機構、操作程序、結辦時限，以及落實回饋機制等，要將其納入政府年度督查工作計劃，力求最大程度調動體制內的智慧和資源。其次，在許多涉及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重大公共利益或重大民生的事項上，政府單方面的智慧和能力有時不足以應對利益多樣化、價值多元化、知識豐富化，以及層級差異化特點下的多元社會，因此，通過探索不同方式，吸納社會公眾特別是利益相關方，以及專業人士參與到公共事務解決中，能夠有效地推動政府協商的針對性，使政府的決策更加有利于解決社會利益沖突問題。

　　完善政府協商機制是為了解決“怎么協商”的問題。“怎么協商”的第一步是要在明確協商事項的前提下，協商主體間要具有足夠的信息，為充分協商創造條件。因此，政府做好信息公開可以對人民群眾參與公共事務、監督公共權力發揮重要的基礎性作用，也能夠暢通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渠道，拓寬協商路徑。政府協商中的信息公開應當落實《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總體要求以及其他相關文件的具體內容。其次，政府協商的主動權既可以是政府掌握，某些條件下也可以是社會公眾和利益相關方主動提出。《意見》中提出了四類政府協商機制，突出強調了完善意見征集和反饋機制，進一步規范聽證機制，建立健全決策咨詢機制，以及進一步完善建議提案辦理機制，這四類機制主要是從政府作為主動者的角度來提出的。實際上，社會公眾和利益相關方也可以通過法定渠道向行政機關提出詳細具體的立法或決策建議。完善政府協商機制應適度重視后者的實施程序和操作渠道，以使政府協商更加有的放矢。

　　第三，政府協商是一種合作治理機制。

　　誠然，如上所述，《意見》中對于政府協商作為政府與社會共治的一種治理機制，充分地顯示了政府協商作為合作治理機制的外部特性。其強調發展政府協商是要通過“協商”使市場、社會和公眾參與成為政府治理的新常態，在立法和決策中共商共治。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政府內部也需要建立一種合作治理機制。從一些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來看，政府協商也應當重視“政府內部協商”，推動形成政府內部的合作治理機制。政府內部協商是指政府橫向部門間以及政府不同層級間，在決策前和決策中的協商，實現政府內部的協調治理。其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實現政府與社會、公眾和市場的外部協商，從根本上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和執行力。

　　政府內部協商是為了更好地整合政府內部資源、暢通政府信息、協調政府行為、形成政府合力，這也是目前國內外學術界所探討的“合作性政府”的治理思路。政府內部協商的主要內容：一是針對目前復雜的“社會問題”，需要多個部門協同合作、共同應對的問題；二是針對公共服務均等化過程中財權與支出責任的對等問題，強調政府層級間、橫向部門間就公共事務的財權與事權的相適應性、因地制宜性進行有效溝通和協商；三是針對政府角色轉變和職能定位問題，政府協商民主要抓住政府職能轉變這個關鍵，在理順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眾、政府與事業及中介組織各方關系的基礎上，完善政府主導、各方參與協調共治的公共治理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