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人口城鎮化釋放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巨大空間。人口城鎮化是生活性服務業發展的主要載體。從國際經驗看，從工業化中后期走向工業化后期，城鎮化率至少要達到60%以上，但我國2013年只有53.73%，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而2012年世界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52%左右。2015-2020這6年，從以“半城市化”為特征的規模城鎮化走向人口城鎮化，意味著將有近4億農業轉移人口進城，這將為生活性服務業釋放巨大的發展空間。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城鎮化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就會帶動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提高0.77個百分點。以此估算，到2020年即使人口城鎮化率僅提高10個百分點左右，也有可能帶動服務業比重提高7-8個百分點。

　　第三、服務型消費全面快速增長為服務業發展提供巨大市場空間。當前，我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正處于快速升級的新階段，消費結構正處在由生存型消費向發展型消費、由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消費升級的重要時期。2014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26.2萬億元，估計到2020年有可能達到45-50萬億元，有望在2013年基礎上實現消費規模倍增。預計到2020年城鎮居民服務消費支出占比可能提高到40%-45%，一些發達地區甚至可能達到50%-60%。“十三五”把握消費結構升級的時代潮流走向消費大國，重在加快消費驅動的經濟轉型，以消費引領創新、以創新引領供給，在扭轉投資與消費失衡格局的同時，給我國服務業主導的經濟轉型提供內生動力。

　　把握服務業主導經濟轉型升級的主動權

　　從工業轉型升級、城鎮化轉型升級、消費結構轉型升級的大趨勢看，2020年我國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的客觀基礎正在形成。“十三五”如果能夠順勢而為，實現這一轉型，既可以在結構升級的基礎上形成7%左右的經濟增長新常態，又能夠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創造有利條件；如果錯失2020“中期”這個重要歷史機遇期，繼續堅持工業主導、投資主導，不僅會失去經濟轉型與改革的主動權，還會助長日益嚴峻的投資消費失衡和全面的產能過剩，加劇經濟領域的矛盾和風險，并給中長期的發展埋下重大隱患。對此，我們應當有客觀、清醒的估計。

　　2020：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

　　“十二五”時期，我國服務業占比首次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實現較快增長。如果能夠把握經濟轉型升級大趨勢，打破工業主導的體制機制，形成服務業主導的體制機制保障，我國到2020年基本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結構是有條件的，也是有可能的。

　　到2020年服務業占比達到55%以上

　　第一、“十三五”提高服務業占比的空間很大。2014年我國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已達到48.2%，但仍遠低于2000年發達國家70.1%的平均水平。與發展水平相近的金磚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占比也明顯偏低。2013年，巴西、俄羅斯和印度的服務業占比分別為69.3%、60.3%和57%，南非2011年服務業占比已達到68.3%。

　　第二、2015年服務業占比接近或達到50%。未來幾年加快投資轉型，擴大服務消費需求供給能力，服務業年均提高1.5個百分點左右是有可能的。2015年服務業占比有可能達到50%，服務業就業占比達到40%-45%，初步形成服務業主導的經濟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