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懷宏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對于底線倫理的觀點，我在上世紀90年代出版的論著《底線倫理》和《良心論》中有具體討論。扼要地說，它是一種同時強調社會倫理的基本性和普遍性的觀點，主張“不可傷害、不可欺詐”和“權責相符”、職業操守這樣一些基本道德規范是社會所有成員都應遵循的。而且，這種基本性和普遍性是相通的：能夠成為基本道德規范的行為準則都是“可普遍化”的，即用于自己的行為準則能夠且必須用于他人、用于所有人；這樣過濾下來的行為準則和規范，也就具有了一種基本性。反過來說，也正是因為它們是有一種基本性，不涉及高邁的價值追求和終極關切，就可以且應不論出身、不問身份，平等地要求所有社會成員遵守。

　　有一種看法認為，底線倫理的提出只是一種權宜之計，是適應當前的道德狀況而提出來的。它后面還隱含一種觀點，即道德底線是可以變動的，甚至道德原則也是相對的。這是一種誤解。底線倫理恰恰是強調作為核心的道德規范的客觀性和普遍性，認為它們是所有文明、所有時代和社會都以某種形式承認或包含的。這些基本道德規范是客觀的“綱常”，而不是變動不居的“策略”。或者說，即使會有一些變動，變動的也只是某些提法、結構關系以及與價值追求、信仰精神的組合形式等。

　　建構底線倫理不是為了適應一時的政治和社會形勢，而是為了適應長期持續的現代社會的性質。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有很大差別，其中最突出的一個差別就是傳統社會多是公開的等級社會，比如我國的傳統社會就一直存在君主和官民兩分的等級制。其道德的重心在于約束君主和官員，乃至使這種道德成為向圣賢看齊的高蹈道德，而普通人的道德只是受其影響而形成的社會道德風俗。這樣，實際上出現了一種道德的雙軌制甚至多軌制。

　　在走向平等的現代社會，社會倫理不應再是分離的雙軌制或多軌制，哪怕它試圖對社會上層提出更高要求，也不認可道德的相對性，不認為道德的底線是可以隨人、隨形勢或情境而隨意變動的，而是認為它具有一種超越特定個體和群體的客觀性。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現代社會的倫理就沒有民族的特性和適應時代而改變的內容。相反，社會倫理只有接上民族文化傳統的根本和緊密聯系當代社會現實，才能具有強大活力。我最近提出的“新綱常”構想，就是這方面的一個嘗試。“新三綱”是：“民為政綱、義為人綱、生為物綱”，新的“五常倫”是“天人和、族群寧、群己公、人我正、親友睦”。“新綱常”更強調平等、公共和生態，也保留了舊綱常重視德性、重視生命的思想。

　　底線倫理是使今天的社會與個人道德可長久可持續之計。一種高蹈的道德或可比較長久地應用于少數人，或表現于少數時候，但它無法既長久又普遍地應用于所有人。尤其是在現代社會，對道德主體的平等尊重可以說已經深入人心，成為現代社會的一種基本道德要求。

　　過去的一些倫理要求為什么會顯得有些高不可攀？因為它的重心放在要成為什么樣的人上，且是想要人們成為圣賢、圣徒。也就是說，它的行為規范理論是從屬于一種人格理論、人生哲學的，或者是從屬于一種宗教信仰的。但現代社會的倫理則將重心放在人們的行為規范上，不管你持有怎樣的信仰或對幸福有怎樣的理解，都應遵守一個社會存在和發展所必須遵守的行為規范。至于進一步的價值追求，則應在不違反這些行為規范的平臺上去追求。

　　實現社會長治久安需多方面努力，包括建設足夠強大的國家能力、民主和法治等。但道德建設是很重要的一環，而且它為其他努力提供道德的理由甚至基礎。隨著底線倫理的提出，近年來有學者談到“社會的底線”“共同的底線”等。這反映了這樣一種思路：首先要考慮防止最壞，然后才是爭取最好。我認為這是一種好的思路，遠勝于為了想要一個最好的結果而不顧一切的思路。因為我們優先考慮預防最壞，先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再考慮各種發展的可能性，結果反而比一種高蹈的思維更能爭取到真正的最好。

　　這只是就與目的和手段有關的思想方式而言的。最后要強調的是：道德本身就是它的目的，本身就有它的意義，本身就帶來社會秩序和個人心地的安寧。一個社會不管它處在什么樣的發展水平上，只要制度公正，人們就會具有基本的德性，就已經是一個不錯的、可以長期相安的社會，進一步發展繁榮可以在這個基礎上穩定地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