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取全球價值鏈中的競爭優勢

　　憑借人口紅利所帶來的低成本優勢，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以世界工廠著稱，世界上幾乎沒有哪個國家找不到中國產品的影子，這為實現中國經濟騰飛奠定了基礎。然而，站在全球價值鏈的視角，不難發現，中國多數產品只是嵌入到國際產品分工的低附加值環節，創利能力不強。這種為全世界尤其為發達國家打工的現象，在拉動中國近些年來快速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承受了環境污染、資源損耗過大等代價。如果我們繼續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徘徊，充其量只能算一個“虛胖的”經濟大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中國經濟結構正從粗放型增量擴能為主，轉向以質量效率型為導向的調整存量、做優增量的深度調整。這自然就預示著，我們需要不斷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向全球價值鏈的高端前行。

　　在這方面，以資本輸出帶動產品輸出，對于實現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從世界工廠轉變為世界制造、提升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而言，不失為是個好辦法。在跨國投資理論中，有一種觀點認為，對外投資，一方面可以把投資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從而促進貿易和經濟福利的增長；另一方面，投資國把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投資到東道國具有比較劣勢的產業中，從而獲得較高利潤。依此觀點，中國許多勞動密集型產業，隨著人口紅利的遞減乃至消失所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在不長的時間里很可能變成劣勢產業，獲利空間會越來越小。因此，這些產業完全可以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實現跨國轉移，并借機促進中國產業的升級換代。同時，中國一些新興的現代制造業，如高鐵、核電，相對其他國家具有比較優勢，而且產品附加值高，規模效應十分明顯。因此，這類產業通過資本輸出，積極參與到東道國相對劣勢的產業中，不斷擴大我們所具有的比較優勢，這不僅有助于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優勢地位，也有利于消化國內部分過剩的產能。

　　一般而言，一旦在全球價值鏈中具有競爭優勢，即有望一定程度地解決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勤勞而不能致富”的問題。美國是當今世界第一大經濟強國，其企業往往進行全球布局，建立以本國跨國企業為核心的全球產業鏈，以資本輸出獲取外部資源、市場與利潤，不斷強化諸如航空、信息技術、金融、生物科技等產業的優勢地位，長期占據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位置，掌握著全球資源配置和利潤分配的權力。盡管當前美國制造業產值已落后中國，但它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優勢地位，卻使得其人均GDP遠高于中國，致富能力也遠強于我們。究其原因，這不能不與資本輸出所帶來的全球產業布局、積極謀求全球價值鏈的競爭優勢密切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大規模的資本輸出在為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之際，也拓寬了我們勤勞致富的空間。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中國啟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其目標是讓人民幣成為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貿易結算貨幣、金融投資貨幣和央行儲備貨幣，使人民幣的國際地位能夠與中國的綜合國力相符。要實現這個目的，大規模的資本輸出提供了一個可以助力的平臺。

　　美元是當今世界的國際貨幣，它的國際化過程，實際上就是美元資本輸出的過程。進入20世紀后，隨著美國經濟的崛起，趁著兩次世界大戰后其他參戰國恢復經濟而急需資本投入的機會，美國以貸款、援助等形式，如著名的“馬歇爾計劃”，向歐洲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美元資本，在國際借貸、國際貿易等國際經濟活動中積極推廣以美元計價，并借機排擠英鎊，最終通過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確立了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地位。以此推之，人民幣國際化之路，離不開中國大規模資本輸出的提攜。

　　盡管隨著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美元進入升值通道，但與其他國家的貨幣相比，人民幣的實際有效匯率還是有所上升，較為強勢的人民幣成為中國大量對外投資的有利因素。如果對外投資直接使用人民幣的話，這反過來又能夠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去年以來，中國提出的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規劃“一帶一路”經濟帶以及建立中韓、中澳貿易區等大手筆舉措，從國家戰略高度，以政府資本撬動民間資本，搭建起了中國由周邊國家擴及世界的進行資本輸出的戰略性平臺。由此，利用好資本輸出這一平臺，假以時日，當在資本輸出的帶動下，人民幣越來越成為國際間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金融投資貨幣以至各國央行儲備貨幣時，人民幣國際化自然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