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務先于權利

　　西方近現代價值觀非常強調個人權利的優先性，而中華價值觀特別是儒家價值觀更強調義務的優先性。

　　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認為，中國文化在人和人的關系中強調義務為先，互相承擔義務是中國倫理的一個根本特色。他認為西方近代以來個人主義盛行，形成一種個人本位的社會，不勝其弊，而中國則以倫理為本位。他說：“人生必有其相關系之人，此即天倫；人生將始終在人與人相關系中，此即倫理。親切相關之情，發乎天倫骨肉；乃至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有其情，情誼所在，義務生焉。父義當慈，子義當孝，兄之義友，弟之義恭，夫婦朋友至一切相關之人莫不自然互有應盡之義。倫理關系即表示一種義務，一個人似不為其自己而存在，而以對方為重。近世之西洋人反是，處處形見其自己本位主義，一切從權利觀念出發。”

　　梁漱溟認為，中國人的倫理特別強調義務感。這種義務感是開放的，從家庭可以放大到宗族、社區，再到郡縣、國家、天下、宇宙。以義務為基本取向的德行不強調張揚個人權利，而主張努力承擔對他人的義務、履行自己肩負的責任。這種義務取向特別表現為如何對待自己與他人的關系。在他看來，西方是個人本位，強調以自己為主；中國則是義務為主，強調尊重對方，“從個人本位出發則權利的觀念多，從尊重對方的意思出發則義務的觀念多。”

　　在現代社會，個人生存發展權利為憲法和法律所確認，當然也為社會價值觀念所承認。但這并不意味著個人權利是最重要的價值，或社會價值觀僅僅為個人權利提供支持。在價值和倫理問題上，權利話語和權利思維是有局限性的，以個人權利為中心的價值觀甚至是當今眾多問題產生的根源之一。權利話語往往聯系著個人主義。個人主義的權利優先態度，其基本立場是把個人權利放在第一位，認為個人權利優先于集體目標和社會共善。在這樣的立場上，個人的義務、責任、美德都很難建立起來。個人權利優先的主張過分強調保障個人的自由，而忽視促進個人對社會公益的重視，不能正視社會公益與個人利益的沖突，因而對于現代社會健康運行來說弊大于利。

　　群體高于個人

　　春秋時期，我國思想家已明確提出以人為本的觀點。西方在文藝復興之后也倡導以人為本，但西方近代的人本主義更多強調以個人為本；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不主張以個人為本，而是強調以群體為本，強調群體在價值上高于個人。

　　在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看來，個體不能離群索居，一定要在群體之中生存生活，其道德修為也要在社群生活中增進。超出個體的最基本社群單位是家庭，擴大而為家族、社區以及各級行政范疇，如鄉、縣、府、省，直至國家。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特別重視家庭價值，而家庭是個體向社會發展的第一個社群層級。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強調個人價值不能高于社群價值，強調個人與群體的交融、個人對群體的義務，強調社群整體利益的重要性。我國古代思想家沒有抽象地討論社群，而是用“家”“國”“社稷”“天下”等概念具體表達社群的意義和價值；“能群”“保家”“報國”等眾多提法都明確體現社群安寧、和諧、繁榮的重要性，凸顯個人對社群和社會的義務，強調社群和社會對個人的優先性和重要性。在表現形式上，對社群和社會優先的強調還通過“公—私”的對立而得以體現：個人是私，家庭是公；家庭是私，國家是公；社群的公、國家社稷的公是更大的公，最大的公是天下的公道公平公益，故說“天下為公”。

　　總之，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是在一個向社群開放的、連續的同心圓結構中展現的，即個人—家庭—國家—世界—自然，從內向外不斷拓展，從而包含多個向度，確認個體對不同層級的社群所負有的責任和義務。《論語》講“四海之內皆兄弟”，《禮記》提出“以天下為一家”。如果說家庭關系是中國人的基本關系，則我國古人早就把家的概念、家的關系擴大、擴充了。

　　現代西方自由主義道德的中心原則是個人權利優先，主張人人有權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從事活動，認為以一種共同的善的觀念要求所有公民是違背基本個人自由的。而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強調社會共同的善、社會責任、有助于公益的美德。社群與個人、責任與權利是不同的倫理學概念，反映不同的倫理學立場，適用于不同的價值領域。在當代社會，我們應堅持中華文化和中華價值觀以社群和責任為中心的立場，在贊同自由、人權的同時，毫不含糊地申明不贊成個人優先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