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希望經濟發展能夠在較低能耗、較低水耗和減少排放的基礎上進行，但長期未能實現。2014年，這些目標開始顯示出實現的可能。例如，2014年GDP能耗下降4.8%，超出了預期0.9個百分點；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5%以上，超過預期1個百分點；萬元工業增加值用水量是64.4立方米，同比下降5.6%，等等。另外，雖然增長速度下降，我國依然保持著居民收入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速、農民純收入增長率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這樣的“雙超”良好態勢。2014年，中國城鄉收入比近13年來首次降到3倍以下。同時，2014年我國國際收支差額繼續保持著占GDP之比低于4%的態勢，增長對外需的依賴繼續下降。這些都表明，我國經濟增長呈現著速度略有下降但質量效益穩步提高的新常態。

　　李揚代表特別指出，一些發生在局部地區的變化尤其值得關注。例如，2014年上海的地區生產總值增長7%，投資增長率為6.5%，這個組合具有里程碑意義。長期以來，投資增長率2倍甚至多倍于GDP增長率已成通則，這本質上反映的是投資主導經濟發展的傳統增長模式。上海的這一變化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在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突破了上述通則，就在于它告訴我們，投資與外需之外的動力，特別是創新，已經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構成新常態的重要內容

　　觀察中國經濟形勢，必須有改革這個維度。2014年，我國重大改革接連不斷，改革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織密社會保障“安全網”、深入推進自貿區建設、全面推出財稅體制改革，這些改革增強了經濟發展的潛力和可持續性

　　“觀察中國經濟形勢，還須有改革這個維度。”李揚代表強調。

　　2014年，我國重大改革接連不斷，僅在經濟與生態文明建設領域，就有近50項改革措施開始實施或已推出。在行政體制改革方面，2014年，行政審批制度再度減少300項，適應了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方向。我國在上海設立自由貿易試驗區，其體制變化的要點，一是實施準入前國民待遇，二是對企業實行負面清單管理。從長期戰略上看，這些制度安排將復制到全國。因此，面上的減少審批和點上的自貿區試點是相互呼應的。這是一個其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的變化。

　　第二個變化是商事制度的變化。商事制度簡化了，過去對興辦企業的限制大規模減少了，人們辦企業、開公司、創業就容易多了。在這樣的變化下，2014年，1300萬個新企業建立起來，其中大部分是中小型企業，而且集中于服務業。試想，假如一個企業吸納一個人就業，那就能提供1300萬個新就業崗位。應當說，在經濟增速下滑的情況下，就業仍實現了增長，正是這樣得到維持的。

　　第三個變化發生在社會保障領域。2014年末，我國啟動了社會保障制度的并軌，此前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制度都有進一步的改革。這些制度形成了中國社會經濟運行的“安全網”。近年來，我國宏觀管理體系可大致概括為3句話，即宏觀穩定、微觀搞活、社會制度托底。可見，社會保障制度是保證社會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安全網”，這個“安全網”在去年基本織就，它保證了我們能夠承受較大的增長率變化沖擊，從而從容進行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換。

　　第四個變化是自由貿易區有了扎實的發展。對內，在2014年底，原先只在上海的20余平方公里上試點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實踐，開始推廣到天津、福建和廣東。與此同時，對外，為應對TPP、TTIP等由其他國家主導且對我國不甚友好的自由貿易區發展，我國穩步地與一系列國家和地區，包括一些發達經濟體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現在已達10余個。上海自貿區建設、自貿區原則在全國的復制，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陸續簽署一系列自貿協定，不僅表明中國在堅定地沿著市場化的方向推進改革，而且表明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負責任大國，正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第五個比較重要的變化，就是在2014年全面推出財稅體制改革。由于這項改革涉及面極廣，它將分步驟順次展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歷史地看，正是因為我們在1994年對財稅體制進行了改革，其后的20余年我國的高速發展才有了適當的環境。如今，面對經濟新常態，20年前形成的財稅制度已難以適應，我們需要有一個更為現代化的財稅制度體系，而且作為其他改革的制度基礎，這項改革宜在全面改革推出之初展開。

　　李揚代表說，新常態是中國經濟全面變化的綜合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熟知且高度關注的數量型指標正發生著向下的變化，而我們過去陌生且重視不夠的質量型指標正發生著向上的變化，與此同時，改革正在穩步推進。現在看來，這個過程將延續較長時期。面對這樣高度復雜的局面，我們一定要保持清醒頭腦，不受干擾，穩步推進，從容應對，千萬不能對此變化的某些側面過度解讀，從而驚慌失措地采取飲鴆止渴的對策。總之，我們應有戰略定力。（記者趙淑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