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 李揚

　　近年來，對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國內外經濟發展格局，越來越多的人傾向于用“新常態”加以描述。新常態這一概念在國內和國外基本上是相對獨立形成的：如果說全球經濟新常態是對未來世界經濟趨勢的一種悲觀認識，那么，中國經濟新常態則包含著經濟朝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內容。

　　在本輪危機之前，全球經歷了長達20多年的“舊常態”，即經濟持續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周期波動弱化。這一被稱為“大穩定”的舊常態是全球范圍內科技進步、體制機制變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綜合產物。從“大穩定”轉換為大危機，進而進入以長期結構調整為主要內容的新常態，其實只是被“大穩定”繁榮掩蓋下的各種矛盾產生、累積、深化、蔓延和爆發的結果。從長周期的視角看，舊常態的輝煌恰恰是由于全球經濟正處在長周期的上行階段，而舊常態的轉折則是全球經濟轉向下行階段的開始。

　　全球經濟新常態在各個領域均有表現，其中最具特征者有五：經濟增長低水平波動，“去杠桿化”和“修復資產負債表”兩難，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各國政策周期非同步，全球治理真空。全球經濟新常態的五大特征，究其實體面的根源，主要在于所謂的“長期停滯”。這個由美國經濟學家薩默斯重新闡發的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西方主流經濟學界的關注和共鳴，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布蘭查德等紛紛表示認同。概括而言，造成長期停滯的原因，從供給端分析，主要是技術進步緩慢、人口結構惡化以及真實利率水平為負；從需求端看，主要表現在持續存在的產出缺口上，即實際增長在較長時期內低于長期潛在趨勢；從宏觀政策責任角度看，主要體現在均衡利率為負值下的貨幣政策失效；從收入分配看，日趨惡化的收入分配格局進一步抑制了發達經濟體的增長潛力與社會活力。

　　中國經濟新常態最主要的表現是結構性減速。其原因在于：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紅利式微、資本積累的低效率困境、創新能力滯后、資源環境約束增強以及國際競爭壓力加大。經濟的結構性減速帶來一系列挑戰，包括產能過剩、杠桿率飆升、城鎮化轉型以及“量寬價高”悖論等。

　　盡管增長速度下滑構成中國經濟新常態的一個主要特征，但它只是外在表現，深刻的內涵則是經濟增長的質量提高和效率改善，綜合的結果將是中國經濟邁上新臺階。新常態不同于常規經濟周期中的衰退和蕭條階段，它是經濟脫離常軌、另辟蹊徑的新發展。在全球范圍內，另辟蹊徑意味著供應鏈重組、經濟結構轉變、治理體系重塑和大國關系再造；在國內，除了這些全球共性，還意味著對投資驅動和出口驅動增長方式的脫離，對質量、效益、創新、生態文明和可持續發展的追求，并由此越過“中等收入陷阱”，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上邁進。簡言之，新常態意味著中國經濟“浴火重生”。

　　但應認識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唾手可得的。當我們說經濟新常態開辟了通往新繁榮的康莊大道，指的是它為我們創造了新的戰略機遇，為我國經濟新飛躍提供了新的要素、條件和環境。但把機遇變為現實，還有待我們積極推進各個領域的改革，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歷史任務。因此，“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固然顯示了面對戰略轉折的平常心，“引領新常態”則更體現了面對新挑戰的深思熟慮和敢于勝利的勇氣。對新常態的引領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充分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啟動創新驅動新引擎，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塑造區域發展與對外開放新格局，向生態文明建設要經濟增長，實現社會公平與包容。

　　（本文為作者與張曉晶合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論新常態》一書導言，本報發表時略有刪改，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