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持續多年的經濟增長推動大量農村勞動力離土又離鄉，中國出現“民工荒”，世界人口第一大國的勞動力開始出現局部短缺、供不應求的現象。這在一些人看來是不可思議的，他們總認為中國的勞動力人口近乎“無限供給”，可謂取之不盡。然而，人口轉變的規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2012年以來，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存量開始每年以200萬-300萬的規模在減少，從源頭上威脅勞動力的遠期供給。

　　人口規律表明，任何一個勞動力的生養都有一個周期，起碼需要15年到20余年的時間。種種端倪顯示，中國已出現雙重意義的既有顯化也有隱性的年輕勞動力虧損問題。“人口虧損”、“人口萎縮”才是未來中國人口問題演化的大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應該歡迎而不是懼怕具有補償性效應的“嬰兒潮”。何況生育政策調整后出現的“出生增量”實在是微乎其微。

　　宏觀來看，增加生育對于緩解少子老齡化的結構性壓力幾乎是唯一可以選擇的戰略性舉措。眾所周知，在人口快速轉變的背景下，中國人口老齡化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規模之巨、挑戰之大，世所僅見。當下和未來，由于中國人口再生產的生力軍——年輕一代的生育意愿已急劇下降，進入了內生性的“超低生育率陷阱”。

　　中國生育政策的放開、生育率的微弱回升的確對遏制人口老齡化速度、緩解人口老齡化壓力幫助不大，但正因中國已錯失生育政策調整的戰略機遇期（以我之見，這個時期應該是在1990年代初到20世紀初），所以更要把握住稍縱即逝的時間，盡快調整和放開，以期盡量釋放生育率反彈和回升的正能量。也就是說，即便政策完全放開，中國也難以擺脫持續的超低生育率格局，因為生育的觀念和模式都隨著時代的進步而發生了巨變。

　　單獨二孩政策響應不熱烈是不爭的事實

　　有人說單獨二孩政策“遇冷”,這是一種誤讀。這是誤讀嗎？確實需要實事求是地加以厘清。原先預估2014年單獨二孩政策出臺之后出生人口將新增100萬到200萬，實際上增加不到50萬，究竟是“遇冷”還是“遇熱”一目了然，無須多言。大小不等的調查表明，申請人數遠遠少于目標人群，響應不熱烈是不爭的事實，即便考慮到生育潛能逐年釋放的可能性，低生育格局依然是難以撼動的人口新常態。

　　“遇冷”給政府一個強烈的信號。現在的年輕一代和他們的父輩相比，生育觀念已經發生巨變，生育意愿和動力已大為弱化。無論是總和生育率（TFR）統計還是無數生育意愿調查，都證明了中國目前的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都遠遠低于更替水平（TFR=2.2上下）。

　　中國生育率轉變的大趨勢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從下降程度看，略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早已轉向總和生育率低于1.3的極端低生育率；二，從時間存續看，1990年代初出現的低生育率已演變為持續性的固化低生育率；三，從地理格局看，過去出現在城市地區和發達地區的低生育率已轉變為全國性、全人口的低生育率；四，從生成機制看，不太穩定的政策約束下的低生育率也已經內化為穩定的內生性、意愿性和選擇性低生育率。

　　尊重人口規律才有科學發展

　　說到底，我們也許不必糾纏于“超低生育率”還是“很低生育率”，只要認定中國人口早已進入低生育率階段就足夠了，并且要有價值判斷上的共識：長期的低生育率將弊端日顯，潛在危害是很大的。

　　尊重人口規律，保護人口生態，是實現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人口轉變規律告訴我們，人口增長不是線性的而是波動的，不是無限制的而是有邊界的。人口周期規律則表明，人口的社會角色會隨生命周期的演變而發生變化，0-14歲的青少年人口終將成為勞動力人口，嬰兒潮帶來撫育挑戰的同時也在創造人口紅利，須以發展眼光看待新生人口的增長。人口慣性規律根源于人口的性別年齡結構，反映的是人口內在的趨勢，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提醒我們要對人口結構和慣性保持敬畏之心。人口繼替規律則說明，適度的生育水平對于保障人口再生產新陳代謝的活力是必不可少的。

　　持續的低生育率終究是一場深遠的社會危機，生育政策的調整和放開隨著時間的推延只會更顯緊迫。保護和優化人口的生態平衡，遏制人口少子化的趨勢，提振年輕人口的生育率，才是大國復興應有的人口政策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