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農經學會副會長、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首席專家　劉奇

　　城鎮化的本意應是居民不論在哪里生活都能享受到與城市相仿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數以億計的中國農民之所以千方百計都想擠入縣以上城市，是因為二元制度推高了那里的“兩公”水平。由此導致社會上對城鎮化的理解陷入誤區，認為農民只有進到縣城以上的城鎮，才能成為市民，才算實現了城鎮化。這是典型的城鄉二元思維，與中國國情、國際慣例、城鎮化規律和城鄉一體化戰略等諸多方面相悖逆。這是因為：一是不符合中國現實；二是不符合國際慣例；三是不符合城鎮化規律；四是不符合城鄉一體化戰略；五是不符合農民是一種職業的社會分工。

　　“三農”問題的病根是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農民市民化的制度設置，理應以瓦解和破除二元制度為根本，絕不能以保護和助長二元制度為目標。因此，新制度的建立須摒棄二元思維的舊定式，樹立三向思維的新理念。所謂三向思維，就是“向左進城、向右入鎮、向上提升”。

　　向左進城，即讓一些有條件有能力的農民成為市民。戶籍制度確立的二元社會結構造就了城鄉居民權利的不平等。有研究表明，戶籍作為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最大憑據，計劃經濟時代附著在市民戶口本上的特權有67種，已滲透到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并且盤根錯節，互為依存，剪不斷理還亂。盡管隨著改革的深入，諸如糧票、油票等計劃經濟時代的福利早已取消，但與城市戶籍密切相關的購房、購車、教育、社保、醫保、養老等方面的諸多先賦性障礙，農民工仍被邊緣化。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4%，但真正具有城市戶籍的人口只占35%。

　　現在地級市及縣城戶籍已經放開，但農民要進入“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仍很艱難。例如，北京現有800萬“北漂”，每年轉戶指標只有18萬，按此比例需要將近半個世紀才能轉完。在住房方面，受雇農民工在單位宿舍住的占28.6%，在工棚住的占11.9%，在生產經營場所住的占5.8%，與他人合租住的占18.5%，獨立租住的占18.2%，有13%的農民工在鄉鎮以外從業而每天回家居住，僅0.9%的農民工在務工地有自購房。在大城市里，農民只能迫于生活壓力無奈選擇住在城鄉結合部或者城里的群租房中，買房對于絕大多數農民工來說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勞動保障方面，與雇主或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占41.3%，雇主或單位為農民工繳納養老、工傷、醫療、失業和計生保險的比例只有15.7%、28.5%、17.6%、9.1%、6.6%。在今天的城市里，臟、累、差的工作是農民工的“專利”。即便農民工和市民同在一個單位，也不能一樣累計工齡、評定職稱、進修與培訓。一遇經濟不景氣或政府治理整頓，可能就會成為無條件清退的對象，苦澀地回歸農村將是他們擺脫不了的歷史宿命。

　　向右入鎮，即讓絕大多數農民就近就地城鎮化。小城鎮及大農場正在受到上流社會的青睞，美國幾位總統都喜歡在農場會見外國政要，世界上許多重大國際會議都選擇到鄉間小鎮召開，世界第一屆互聯網大會選在浙江古鎮烏鎮召開，更不要說達沃斯論壇、博鰲論壇等名噪全球的會議了，歐洲許多國家正出現市民回流農村居住的風潮。中國農民不愿當小城鎮的市民，是因為那里沒有和大中城市相仿的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使基本公共設施和公共服務這“兩公”下鄉，實現鄉村的城鎮化，讓農民愿意在本土當市民？一條切實可行的做法是把靠行政手段形成的畸形資源集聚，再用行政干預的措施分散開來，即由頂層設計，通過政策動員推進四大資源下遷到強鎮大村，由四大資源帶動“兩公”建設，推進小城鎮發展。一是大學。大學對小城鎮發展具有顯著拉動作用，國外大多數名校都建在鄉間小鎮上。我國的大學和美國相比差距很大，美國3億多人，3500多所大學，三分之二以上都在鎮上。我國13億多人，只有2300多所大學。按照美國的比例，我們還要辦一萬多所大學。辦這些大學靠財政的力量是不可能的，應把城市大學拆分，鼓勵到強鎮大村去辦二級學院或分校，以低成本帶動小城鎮擴張，實現大學帶城，城校相長，互為促進，協同發展。這樣不需政府大規模投資，就能夠“四兩撥千斤”。美國加州大學辦了9個分校，每個都帶起一個小城鎮。二是醫院。截至2013年底，全國城市共有醫院近2.5萬家，病床458萬張，執業醫生150萬人，注冊護士200萬人，而居住著八九億農民的農村，只有3.7萬個衛生院，113萬張病床，43萬個職業醫師，社區衛生服務中心8488個，病床16.8萬張，執業醫師13萬。看病難依然是農民的痛。城市醫療資源下鄉是醫療機構和農民雙贏的大好事。國外許多著名醫院都在鄉間小鎮上。三是研究機構。據估算，我國約有2500家大大小小的政策研究機構或智庫，擁有35000名左右的政策研究人員。其他類型的科研機構和人員更多。我國許多研究機構都在大城市，國外的許多研究機構都在鄉間小鎮上，這些機構如下遷到小城鎮，將是從根本上提高小城鎮的競爭能力和資源集聚能力的砝碼。第四是國企。從世界發達國家城鎮化道路來看，許多小城鎮都是圍繞企業發展起來的，如西雅圖的林頓鎮是因為波音公司而出名，硅谷是因為高科技企業云集而發展。據調查，德國前100位的企業，只有3家企業總部設在首都，其他都在鎮上。我國央企就有155家，全擠在首都，每個省幾十上百家省級國企也都擠在省會，這些企業總部完全可以下遷到鄉鎮。“總部經濟”的效應一經釋放，帶動小城鎮的能量將是超常的驚人。

　　向上提升，即打通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現代社會一定是一個開放、公正、社會流動通暢的社會。現階段農民從鄉村到城市的遷徙，只是完成了橫向的水平位移，遠沒有實現縱向的垂直流動。所謂垂直流動就是不斷提高農民工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地位，打通他們上升的階層通道。當前，社會階層流動受阻的原因是多維度的，要想逾越階層流動的障礙，為農民工向上流動開拓空間，需要搭建四級階梯。

　　第一級階梯是消除種種歧視，讓農民站在一個公平的社會平臺上。憑什么會唱歌會跳舞會彈琴就是高素質，而會養雞會養豬會種田就是低素質！發達國家的農民不是誰都可以當的，必須像醫生、教師一樣獲得職業資格證書。因此，不消除社會歧視，他們就無法提升地位。第二級階梯是“吉祥三寶”。即低保、醫保和養老保險，這三者不與城市統一，農民就沒有基本生存的保障，向上流動更無從談起。第三級階梯是教育。教育是實現階層流動的重要路徑，只有教育公平，才能體現起點公平。但名牌大學里，農村孩子的比例逐年降低，清華北大已由過去的30%多下降到百分之十幾。經過近十多年的撤并，全國59萬多所農村學校，現在只剩20多萬所，新的上學難已經擺在農村孩子的面前。據調查，現在農村小學生家離學校的平均距離10.8里，初中生35里，有的父母為孩子讀書，不再工作，在鎮上或縣城租房專門陪讀，成本成倍增加。目前，全國5億多農村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的年限不到8年。農村應該從農民的教育問題大力抓起，不僅要切實抓好義務教育，還要下功夫抓好農村的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和終身教育，讓農民不輸在起跑線上。第四級階梯是讓農民增收。農民幽默地說：“俺們剛吃飽飯，城里人又減肥了；俺們剛吃上肉，城里人又吃素了；俺們剛用上機械干活不出汗了，城里人又到桑拿房、健身房找汗出了。”農民總是跟不上腳步的根本在于經濟地位低下。要解決這一問題，需從兩方面著手。一是強力注入現代元素，讓農業成為第六次產業，解決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農民增收問題。即讓農業成為一產、二產、三產相加的產業，構建一二三產聯動、上中下游一體、產供銷加互促的農業現代化產業體系，形成農民增收的合力，其生活水平才能提高，社會階層流動的通道才能通暢。二是在城市建立良性的經濟生態系統，即大中小微并重，解決到大中城市落戶的農民增收問題。農民工在城市靠的就是見縫插針、擺攤設點的草根生存方式，城市管理應給他們留下生存空間，不能再以趕盡攤點是管理最優為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