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文化運動發(fā)生100周年。上海是新文化運動標志性刊物《新青年》（時為《青年雜志》）的誕生地，也是我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策源地之一。3月14—15日，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之二——“問題與主義”會議在上海舉行。學者認為，雖然距今已有百年，但是新文化運動的主題和思想依舊鮮活。

　　并未“落幕”的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華民族思想覺醒、浴火重生的重要引擎，它以除舊布新、大破大立的大無畏精神，將中國推向大進步的軌道。重返它的語境，回顧百年的歷史發(fā)展與思想變遷，對于今天的中國仍有價值。

　　從傳統(tǒng)社會轉向現(xiàn)代社會，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意義。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韓水法表示，新文化運動實際是一場文化、政治和歷史等的綜合運動。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許多問題和設想的社會改革，歷經(jīng)百年，夢想依舊。當前，中國社會正處于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仍在追求理想、良序的社會。因此，新文化運動的價值還未遠去。

　　韓水法表示，關于這場運動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較為深入的并不多；而且，對它的認識和評價等存在不同的意見和爭論，有人認為它斬斷傳統(tǒng)文化根脈等。有些問題經(jīng)過較長時間的沉淀會發(fā)現(xiàn)更多內(nèi)容。因此，全面、客觀、理性地反思、總結新文化運動，以跨學科的視野將會把它的理論反思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形成大量高水平的理論闡釋和研究，是中國學術界的義務，也有實踐上的迫切性。

　　新文化運動以變革社會、探索強國之路為目的，喊出了反傳統(tǒng)、反禮教的口號，激烈“反孔”。這種主張近年來被一些人冠以“激進主義”而受到批評。浙江大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教授高力克認為，不能以今天某些人的“尊孔”，來否定陳獨秀等人當年激烈反孔教的意義。他提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革命成為中國文化古今轉型劃時代的歷史界標。中國文化轉型中變革傳統(tǒng)與重構認同并舉，一方面，中國文化在迎接現(xiàn)代性的洗禮而變革傳統(tǒng)；另一方面，文化轉型又在中華文化復興中自我調(diào)整。這本身就是變革與認同交織的辯證過程。

　　“問題與主義”之爭啟迪后世

　　新文化運動中的“問題與主義”之爭，是影響深遠的重大歷史事件，它直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大眾化進程。

　　“問題與主義”之爭，發(fā)生于五四運動剛剛結束之后的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當時社會發(fā)展風云激蕩；各種思潮、學說層出不窮，廣泛流行，社會主義思潮更是異軍突起，大受歡迎。

　　然而，1919年7月，胡適發(fā)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引發(fā)“問題與主義”之爭。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軍李大釗給胡適寫信，指出“問題”與“主義”不可分離，解決“問題”離不開“主義”，“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他公開強調(diào)：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流行，實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變動。應該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象，昭布在人類社會。李大釗的宣示發(fā)聾振聵，澄清了思想的迷霧，點亮了思想的明燈。

　　論爭過去近一百年，今天的學者可以更平靜、更全面地從“問題與主義”論爭引申開來，為實現(xiàn)民族偉大復興貢獻智力。

　　對于“問題與主義”，魯迅先生自有看法。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郜元寶談到，魯迅提倡改革國民性、改變國民的精神，認為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文藝，因此要提倡文藝運動。“立人”、“涵養(yǎng)吾人之神思”和“提倡文藝運動”在魯迅思想中“一以貫之”。今天紀念、反省新文化運動，這條路徑仍值得沉思。

　　“個體與家庭”議題重大

　　1918年，《新青年》雜志推出“易卜生專號”。易卜生名劇《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公娜拉的命運，引起當時一代青年的共鳴，更將“個人與家庭”、婦女解放等問題推到時代的前臺。時移世遷，怎樣建設家庭、怎樣使個人與家庭和諧相生，依然是一個時代課題。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院長孫向晨強調(diào)，在“問題與主義”的辯論之前，更直接、更觸動人心的是關于“個體”與“家庭”的論述。當時，對此有正反兩個命題：倡導獨立自由的個體，批判桎梏依附的家庭。他認為，有必要重新檢視這兩個命題的合理性。在現(xiàn)代中國，個體與家庭可被稱為“雙重本體”，因為兩者間有著難以消融的關系，各有其價值：單純的個體性價值觀念并不足以完全支撐起完整的現(xiàn)代社會，單純強調(diào)個體遠遠不夠；用“親親”代替“個體”的企圖也有巨大風險。

　　顯然，在今日中國推進社會建設的進程中，怎樣處理好個體與家庭的關系，依然是一個重要課題。

　　“新文化運動百年反思”系列學術會議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等5家高校院系聯(lián)合主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