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當下中國呼喚“新設計師”？

　　一是國家進入大時代、大轉折時期需要新設計。人類世界離不開設計，二戰結束時，羅斯福、丘吉爾、斯大林出現在雅加達，他們一起設計了世界戰后新秩序。國家尤其需要設計，新中國按照毛澤東的設計探索前行，種種原因走了彎路。鄧小平在這個基礎上作了創造性設計——改革開放。兩次設計都是為了滿足當時的需要。今天中國又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因為我們正在邁向世界大國，開始參與世界新秩序的制訂，同時深層次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已顯現出來，這些都形成巨大挑戰，需要有新設計來應對。

　　二是既有的設計已經無法適應變化了的政治生態，更不能支撐中國的建設和發展，必須進行新設計。在中國，政治體系沿用的是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理論，經濟體系運用的是鄧小平在推行改革開放時形成的思想，隨著政治生態的變化，階級階層關系、社會關系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原有的精神系統、價值系統、社會運行系統都出現了嚴重的不適應，這種情況下沒有全面系統設計，則無法和諧有序，搞不好社會就可能出現動蕩。這也是世界性問題，美國立法分拆拖拉斯，就是解決因壟斷而帶來的社會矛盾，以高稅收高福利的社會分配模式，就是以“殺富濟貧”實現二次分配，就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和諧與協調。

　　三是引領價值取向、凝聚社會力量需要通過清晰領袖形象和特質來實現。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特點與西方不同，西方的政治與社會主要依靠宗教和法，政黨幾乎是選舉黨，政治領袖不承擔精神引領和國家制度設計的責任。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雖然多元生態并存，但更強調黨的一元化領導，由此形成了圍繞最高領導人的思想系統、話語系統乃至精神系統。這就決定了有什么樣的領導人，中國就會形成什么樣的政治生態；領袖有什么形象，就會產生什么樣的社會潮流。一定意義上，這個領袖形象的塑造關系到社會力量的凝聚和整合。中國的領導人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越清晰，對社會的引領度越高。毛澤東是“大救星”的形象，因此讓沒有經歷過舊社會苦難的人也能迅速建立起對其的感激之情；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形象，人民群眾認定要享有富裕生活必須走改革開放的道路；那么習近平是什么形象呢？新的時代呼喚新設計師，定位“新設計師”形象可凝聚國民共識，化解“左”右之爭，把國民引向理性和思考，逐步走向成熟和提升，并且是全方位、大跨度提升。

　　習近平之所以是“新設計師”的理由

　　首先，是由新設計與原有設計的差異而來的。一定意義上，中國能不能真正走在大國的道路上，一方面很重要地在于領導人是否實現了代際更替。毛澤東通過成功建黨建軍領導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由此讓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鄧小平通過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大大推進了中國共產黨由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進程，同時實現了國家經濟發展上的巨大突破，由此讓中國富起來了；習近平設計的是民主法治基礎上的大國道路，也就是要讓中華民族強大起來。代際更替完成，意味著一代領導人確立起來，同時意味著一個國家和民族實現大飛躍。而代際更替是否完成，其中一個表現形式是“新設計師”是否獲得廣泛認同。

　　其次，由治國理政的突出特點彰顯出來。國家最高領導人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重設計，強開拓，另一種是重延續，強穩定。在解決問題上，有的是被問題推著走，有的是主動揭露矛盾，尋找問題，以問題牽引工作。習近平則更注重問題牽引和頂層設計，他上任后第一次外出考察工作，選擇了鄧小平開啟改革開放的起點——廣東深圳，這已經預示著他將堅定地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實際情況也作了印證，僅僅一年的準備和調研，就產生了三中全會上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路線圖，他親任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更彰顯出對職責任務的理解和把握。

　　再次，已經完成的重大設計。十八屆三中全會直接對各領域的改革作出規劃，而到了四中全會就把依憲執政向前大大推進一步，習近平在兩年的時間內已經設計了中國大國道路的坐標、方位和目標。其核心是實現中國夢，主軸是“中國夢與美國夢相通”，中國夢與世界夢相輔相成。這就意味著，國家發展是走法治道路，中國將變成法治國家。國際關系不再以政治制度劃線，不再以革命和斗爭為路徑，也不是純粹以經濟利益劃線、以經濟征服為路徑，而是探索一條世界共同文明演進的路線。尤其是前者，已經初見成效，比如借助強力反腐編織約束權力的籠子，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化信仰和宗旨意識，等等。

　　第四，根本在于其擁有完成設計的精神品質和洞察力，科學的思想方法與落實設計的強大執行力。能不能被稱作新設計師，除了看已經作出的設計，還看他是否具有更宏大的設計，尤其是否具有開展重大設計的胸懷、勇氣和能力。

　　習近平的高尚精神品質反映在“打鐵還須自身硬”，他通過自身的擔當讓人感佩其理想主義、英雄主義情懷。改革開放30多年來，積累了大量矛盾，有的甚至帶有致命性的，要革弊鼎新，沒有英雄主義情懷是很困難的事情。其洞察力反映在“中國最接近于世界中心”的判斷與“新常態”的確立。國家設計的根本性決定了不是所有領導人都能承擔起國家設計責任，這是檢驗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治國能力的重要標準和尺度。當年戈爾巴喬夫搞了個“新思維”，其初衷和目的肯定不是為了摧垮蘇共，也不能簡單認定蘇共垮于戈爾巴喬夫新思維，但卻不能不說與其設計的道路有關系。所以，真正稱為設計師的必定是科學把握人類文明前進方向、黨和國家的現實與發展路徑者。這樣的領導人并不一定通過太長的設計時間來證明，完全可以從思想和理念中看出。

　　習近平科學的思想方法突出反映在解決問題的路徑上。不管是八項規定、反“四風”，還是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與“打老虎拍蒼蠅”，都是圍繞矛盾和問題展開。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的講話一改原來的習慣話風，直指存在的問題，其嚴厲程度超出了會前所有人的最大膽想像。這種思想方法和工作方式的結果怎么樣呢？全軍工作思路和方法的迅速改觀。問題牽引式的方式已經為歷史所證明，近現代以來，世界上產生過三大預言：1798年馬爾薩斯發表《人口原理》，提出人口危機理論，該理論著眼的是農業經濟的特點和規律；1867年馬克思出版《資本論》，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與資本主義滅亡理論，該理論著眼的是工業大生產的特點與規律；1972年羅馬俱樂部發表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著眼的是自然資源的有限性。三大預言都沒有被現實所印證，但都產生了倒逼作用，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走向。

　　習近平的強大執行力反映在“踏石有印，抓鐵有痕”。過去，素有“十幾個中央文件管不住一張嘴”、“政策出不了中南海”之說，中央“八項規定”出臺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態與黨風政風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此映射出習近平超常的執行力，進而受到廣泛肯定和贊譽。美國總統奧巴馬評價說：習近平可能是自鄧小平以來，鞏固執政權力更快更全面的中國領導人。“他僅用了一年半、兩年的時間，就在中國擁有了這樣的影響力，這給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設計能力、決斷力與執行力上，習近平確有鄧小平的風采。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艾什中心官方網站公布，30國受訪者對10國領導人認可度、受訪者對本國領導人正確處理國內及國際事務信心度排名，習近平都名列第一。國內民眾對習近平的關注度和認同度高達93.9%。如果考慮到鄧小平長期在決策層工作，擁有長期的歷練時間，而習近平顯然不具有這樣的條件，但也正因如此而更能顯示出其超強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