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末，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歷史的發展只有一條路，即西方的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這個觀點成為“福山主義”的核心，其提出時機與時代背景的某種巧合，助力了它的傳播。近些年，福山從國家競爭、國家發展角度，關注政治秩序的話題。有學者認為，福山已不再是一個“福山主義者”了。但是，閱讀福山的新書《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到結尾，會發現，福山新提出的“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模型的前提，仍然是“充分的自由民主”——而這個“自由民主”，是以西方特別是美國式自由民主模型為例證的，福山思想體系并未脫離“歷史終結論”。
對話人
張盾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
蘇長和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謝韜 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
張振江 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對西方制度最激進的辯護
福山將歷史的終結定位于20世紀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謂“決定性勝利”。
張盾：福山肯定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西方主流派的自由主義者，并且是其中的激進派。20世紀末他提出“歷史終結論”，認為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實踐的大規模失敗，標志著西方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最后一種政治形式”和“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標志著“歷史的終結”。這是西方主流政治哲學為處于困境中的自由民主制度所作的一次最激進的辯護，不僅回護其政治基礎，而且試圖恢復自由主義的絕對話語權。但福山的特點在于，他是阿蘭·布魯姆的學生，在學術背景上屬于西方政治哲學中的施特勞斯學派，因而能夠把這樣一個鮮明的政治問題引入復雜的西方思想史深度背景中，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重提西方歷史上從基督教延續到黑格爾和馬克思對歷史問題的爭論，因而產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
從西方思想史看，“歷史終結論”最早起源于基督教救贖歷史的末世論信仰中的一個觀點，認為，為了使歷史獲得一種“終極意義”，必須預設歷史有一個作為終極目的的“終結點”，用這個“終結點”來規定和完成歷史進程，這個“終結點”就是上帝國。后來黑格爾對基督教進行世俗化解釋，把基督教救贖史對歷史終結的期待引入現代性的世界歷史過程作重新理解，提出：“歷史的最后階段就是我們的世界、我們的時代。”再后來，科耶夫對黑格爾這一論斷進行解讀，他推測黑格爾所認為的歷史終結就發生在現代性的歷史中，其標志性事件就是《精神現象學》第六章最后部分討論的法國大革命爆發、拿破侖帝國建立以及德國哲學的誕生等事件。福山也是科耶夫的學生，他進一步發揮其老師的上述觀點，提出：黑格爾和馬克思都認為歷史有一個內在的終極目標，該目標的實現將是歷史的終結，黑格爾將這個終結定位于“自由國家”，馬克思將終結定位于共產主義社會，福山則將歷史的終結定位于20世紀的最后25年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在全世界取得的所謂“決定性勝利”。
